人中讲道（176） 佛教血腥入华史

人中讲道（176） 佛教血腥入华史


佛修善？放狗屁！

一段血腥的历史-----揭秘佛教在中国真正兴起的开端

《资治通鉴》：

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注意王度的“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可见虽然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但在五胡乱华之前，佛教作为外来“胡教”入侵文化而一直受到汉族社会的强烈排斥，汉魏朝廷都明令汉人不得出家为僧，而只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也就是仅仅流行于旅华西域胡人之中，而汉人一律不得信仰佛教，因而在汉族中一直没有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到了五胡乱华时期，为了在文化上奴化汉族，石赵统治者大力推行佛教，并打破了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鼓励汉人改信佛教。而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文化上抵制异族统治者、捍卫汉族传统文化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强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

由此可见五胡乱华是佛教真正在中国兴起的开端，为消灭华夏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瓦解他们反抗残暴统治的信心，所以推行佛教这种胡人所特有的“胡教”，如羯族建立的后赵、羌族建立的后秦、氐族建立的后凉、北魏的大多数鲜卑贵族都大力推行佛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五胡族政权的大力扶植下，佛教才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迅速在汉族中蔓延开来，导致大批汉人改信佛教，以至后世很多汉族统治者也逐渐接受了佛教（例如梁武帝），从而成为奴役华夏民族的精神枷锁。

补充说明一下，这里的“赵人”即汉人，后赵实行胡汉分治，竭力抬高胡人的社会地位，号胡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汉族大臣王度的“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是想劝告石虎禁止汉人信奉佛教，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上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强坚持其蛮族民族文化的立场。

五胡乱华时代是中国人的千年恶梦。

　　公元316年，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

　　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

　　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慕容鲜卑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那个慕容复要复的国）

　　这在今天听来就如同《指环王》里所描述的魔兽世界。

　　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

　　历史到了这里，我们必须要详细了解一个在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雄奇人物：五胡乱华时代的战神天王—冉闵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五胡乱华，胡族大肆屠杀汉人的纷乱年代，老百姓为了活命，迁徙的流民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冉闵的父亲冉瞻就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晋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谵，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
　　
　　杀胡令！！！！！！！！！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他下令邺都城门大开，凡”六夷” (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 一夜之间，方圆几百里的汉人，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面涌；而一直以邺城为老窝的羯胡及六夷外族，推车挑担，拼命往外跑。冉闵意识到这些胡族终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始终是中原战乱不绝的祸根，便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 “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组成联军连番围攻冉魏政权。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 ：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 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

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 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 羯族与凶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

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被鲜卑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在常山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最终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
英雄落幕
请永远记住这位汉人英雄——冉魏武悼天王冉闵　　
冉闵（约322—352），也有文献记为“染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汉族。公元350年，建立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冉魏政权。为今人所广为人知的是屠杀胡人的命令，即杀胡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是拯救了汉民族的抗胡英雄，以勇猛著称。在大混战中，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公元352年，为慕容儁所执后斩于遏陉山，后被追封为武悼天王。


公元338年，少年冉闵首次参加战争，史称昌黎大战，此战后赵诸军尽溃，唯游击将军冉闵三千汉军独全。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有内迁的丁零，乌桓，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在战斗中屡立奇功（其间也有两次调到外地作战）。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杀戮，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胡族相互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匈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为主的胡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公元350年，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燕军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三十余名，焚烧粮台二十万斛，夺鲜卑北燕郡县大小二十八城，威震中原。后冉闵推翻羯赵，称帝建国，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挟胜利之势，突袭各路胡军。先后经历六场恶战。 　　
（1）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 　　
（2）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 　　
（3）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 　　
（4）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 　　
（5）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 　　
（6）六战又以步卒不足万人敌慕容鲜卑铁骑十四万，十战十捷！ 　　
几番大战，打出了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 　　
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终于杀出包围圈，但那匹和冉闵一样勇猛的朱龙战马却因过度疲劳而倒下，冉闵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在和敌人拼命，一直杀到最后一人……

燕将慕容恪捉到冉闵后，献与前燕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
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
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
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
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正史记载，决非杜撰)。
冉闵死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
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
由于冉魏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的北魏（鲜卑王朝）在史书上把冉闵大骂一顿，而后代又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所以，某些太监史学家据此强调冉闵的杀胡，而不说明冉闵杀胡的原因。想想冉闵一声令下，中原百姓和入塞胡寇无月不战，日日相攻。可见杀胡令是顺应民意的，并不是冉闵有心挑拨，而是当时的民族矛盾不可调和。入侵印度的雅利安蛮族部落把创造古代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21世纪的今天还生活在印度社会低层的贱民。就是那些几千年前被征服的印度本国人。冉闵天王昭告天下，邀四海豪杰奋起杀胡。屠胡令所到之地，中华子民纷纷响应，正因为冉闵，我族方才免于重蹈古印度人之悲剧。
我们现在总是拿孔夫子“以德报怨”的四个字来当作我们软弱的借口和装点我们稀薄血性的掩饰，其实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当时说出的是八个字，其表述之意完全是积极、主动、大义凛然的勇武精神：“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句以德报怨是满清殖民中国之后奴化的结果！！冉闵皇帝，当这个1600年前让所有四方蛮族胆颤心惊的一代雄杰被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尊奉为华夏族---汉族英雄的时候，就是华夏族---汉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冉闵，为汉族的存在作出突出贡献。但在学生正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人，甚至很多历史系的大学生都不知道，除非对这段历史特别喜爱。

由于冉魏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几百年的鲜卑族的北魏史学家污蔑、诋毁、辱骂汉族人的民族英雄冉闵。现在满族的历史文献对五胡乱华绝口不提，只是笼统的称为两晋南北朝，满族历史界只承认胡族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却不承认汉族人建立的四个政权，其中就包括冉魏政权，不承认冉闵的皇帝身份，理由是起兵反叛羯赵的冉闵是谋反篡位，不如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东晋“正统”。
满族那些人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不说冉闵杀胡的原因，一味破口大骂冉闵是屠夫、破坏民族融合，是历史的罪人，胡说什么本来汉人与当时的胡族彼此学习，各胡向往中国文化，汉人也向胡人学习放牧，文化上已彼此在逐步同化。
如果没有冉闵的“杀胡令”，没有他号召汉人复仇，驱逐各胡出中原。以后会是什么样？几百万白种胡族在中原繁殖上千万人口后必然向南方拓展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汉人杀绝，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会被异族取代，最终整个中国都被这些白种胡族彻底占据。汉族人最终的命运会怎样？看看今天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就知道了。
羯赵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因为羯赵的统治者是一群来自西域的“杂胡”——羯人，就算他们是昭武九姓中的一大姓，也仅仅是异域胡人而已，如果不是中原天下大乱，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帮凶神恶煞、臭气冲天的家伙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且，这些羯胡几乎个个都有恶霸习气，三十年来，饱受凌辱，时刻在死亡恐惧中生活的汉人，对这些身穿奇装异服、令人生憎的羯人怨入骨髓，一旦仇恨的盖子揭开，肯定会倾尽宿怨。
两晋时代，汉人血液中仍澎湃着尚武、复仇的血性，怯懦、容让和退缩还未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要沉淀，因此，一旦当汉人寻找到翻身的机会，曾经做为被压迫民族的莫大屈辱一下子得到了渲泄，他们所暴发出的毁灭力量也必定令人瞠目结舌——就这样，羯族统治者三十年的残暴在历史极短的瞬间内遭到了灭族的报应，一个民族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两宋，女真人灭亡（赵氏篡夺柴氏周政权而建立）北宋，占领了中原，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富庶、“正统”的南宋政权除了称臣纳供之外，丝毫看不出一丁点的血性，到是屠杀民族英雄岳飞的时候毫不手软，“果敢坚毅”之极。到了明末，满洲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剃发令”征服了汉族人，可到了清末又有汉族人为了剪辫子而发疯、自杀的。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史，认为对中国人只要对其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变成驯顺的奴仆，所以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这都是汉族人血性消退，怯懦、容让和退缩酿成的苦果。
冉闵皇帝，当这个1600年前让所有四方蛮族胆颤心惊的一代雄杰被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尊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这个星球属于最后得到它的人。如果你是真心决定要和别人和平相处，等于自我放弃了竞争的权力。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从五胡乱华开始，过去的中原乐土深陷于无尽的战火动乱之中，百姓困苦、礼乐废驰，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活体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而绝望的汉族百姓提供了心里慰藉。 碰巧，当时的少民政权的皇帝们也苦于汉族民众的反抗意识太强，宣扬佛教正可以让汉族百姓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这当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为契机，佛教大传的世俗条件均已具备，终于要迎来他在中国传法的“黄金时代”了。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就不断地被胡教异化，华明文明成为寄生虫的宿主。
　　
　　助成石勒古虎父子事业的就是这位“高僧”

佛图澄是西晋末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名僧”，是西域龟兹人，本姓帛氏，少年出家学道，精通佛典经论。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他以七十九岁高龄云游洛阳，弘扬大法。后来在石勒大将的引见下，投奔石勒，为石勒出谋划策，帮助石勒称帝，建立了赵国。后人称为赵高僧，石勒死后，后赵皇帝石虎对佛图澄更加敬奉，尊称他为国师，佛图澄在赵国弘扬佛法，在他所经之地，建立佛寺，史称他共建佛寺八百九十三所。所以佛教徒们撰写了许多佛图澄的神异事迹。


佛图澄，助纣为虐的佛教著名“高僧”


佛图澄(公元231—348)，是位深受历代佛教徒钦敬的著名僧人，享有神僧之称。佛图澄是西域人，九岁时在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出家，为东渡传教，他长途跋涉来到汉地的佛教“圣地”敦煌，住寺多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３１０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来到洛阳，隐居4年后，83岁时才开始了其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一直到他117岁离世。就是在汉地五胡战乱的38年间，他深受两朝可谓是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石勒和石虎的重用，充当皇帝的军师。正是借着皇帝对他的“厚待”，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崇奉，上升为“国教”。佛图澄建造佛寺多达893座，直收弟子数千人，其中很多著名弟子都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可谓空前绝后。

佛教虽在汉明帝时就传入中国，但仅在民间流传，因Z.F长期禁止汉人出家，使其影响并不大。佛图澄到洛阳时，正值天下大乱，佛图澄在洛阳避乱四年，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当时被封为镇东大将军的石勒手下有员大将叫郭黑略，是石勒最初时的“十八骑之一”。此人虽是个无智武夫，却信奉佛法，佛图澄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别愿望，于是就投到郭黑略的军门下。而郭黑略对佛图澄非常尊敬，跟他受五戒，拜他为师，又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郭黑略从此常为石勒出谋划策，经常能准确预测战事的胜负，使石勒在与刘曜的战争中连连得胜。石勒甚是高兴，但心存疑惑，问郭黑略：“我以前未觉你有出众智谋，而近来你每每能预测出兵事吉凶，什么原因？”郭黑略答：“将军天挺神武，自有神灵帮助。如今来了一位和尚，法术智慧极为出众，他说将军一定会拥有中原，他愿当将军的谋师。我以前向你的建议，全是他预测的结果。”石勒听罢大喜，下令立刻召见。

从上面这段史记可见，佛图澄这位高僧靠他所谓的法术，并借着郭黑略这位佛教徒，暗中帮助了这位残暴的石勒，为石勒后来的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佛图澄还自告奋勇要来充当石勒的军师，果然石勒也把佛图澄作为机要参谋，凡有大事，必定要征询佛图澄的意见，佛图澄也积极参与其中。所以，佛图澄和郭黑略的行为正是道道地地的助纣为虐。

石勒登位后，更加恭敬和厚待佛图澄，凡军国大事，都要请教他后才施行，并尊他为 “大和尚”。石勒的诸多小儿子，也都养在佛寺。后赵建平四年（公元333年）四月，佛寺塔上的铃子无风自鸣。佛图澄向大家说，国家将有大丧，不出今年。七月，果然石勒死。佛图澄竟然认为这位最残暴的帝王之死为大丧！难道石勒多活几年，多杀几万人才是大善不成？看来佛门这位高僧的所谓“慈悲”只是对暴君而言的。

石勒死后，石虎杀了接续石勒为帝的侄儿而称帝。石虎和石勒一样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见石勒利用佛图澄的神通和崇高威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更加倾心事奉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高僧，企图利用佛法来巩固从侄儿那里夺来的政权。石虎还曾下书说，和尚是国家的大宝，如果不加高爵位，不享受厚禄，怎么能够表彰他的德望呢？从此以后，和尚宜空穿绫锦，乘雕辇，朝会的日子，和尚升殿，常侍以下官员都要帮助举步，太子、诸公搀扶而上。主持朝仪的礼官高唱一声“大和尚到”，所有的人都要起立，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又命令司空官早晚要亲自前去向大和尚请安，太子、诸公每五天前往拜见一次，以表示皇帝对他的崇敬之情。

面对皇帝对他的恭敬和抬举，佛图澄也趁机利用这个残暴的统治者的力量来传播佛教。可以说，佛教的这种传播方式是绝对的血腥和残暴，虽然不是僧人自己持着刀枪杀人，但却是借助着与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勾结，互相利用而达到自己传教的目的。

据说有一天，石虎问佛图澄道：“佛法主张不杀，然而朕为天下之主，不用刑杀就不能肃清海内。我既己违背了杀生的戒律，虽然奉佛，还能得福吗？”佛图澄回答道：“帝王奉佛，自然与老百姓不同，只要能体恭心顺，提倡佛教，不为暴虐，不害无辜，就算是对佛诚心了。对于那些凶愚无赖、不可教化的人，有罪不能不杀，有恶也不能不刑，但是一定要该杀的才杀，该判刑的才判刑。。。”

按佛图澄的这种说法，也就是帝王奉佛是用不着守杀戒的。究竟是佛所立的杀戒不可行呢？还是帝王的“佛性”与众生有别，所以可以开杀戒？为了利用这位暴君，作为高僧的佛图澄已出卖了佛法，向权力且是残暴的权利妥协了或说是和谐了。再来，对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来说，他会说哪个他杀的人是不该杀的？！佛图澄的这番话岂非是在纵容石虎的滥杀无辜吗？！

佛图澄是中国佛史上第一个利用统治者的力量来帮助佛教发展的僧人。他左右逢源，虽然佛教有杀生戒，说是连小虫都杀不得，但他却能与杀人如麻的石勒和石虎勾结，利用他的法术（实际上就是巫术），替他们的战事出计谋，使他们的暴权更为攻固，致使更多的人残死在他们的手下。石虎的暴行可参见此文：《何等讽刺！史上最残暴的帝王竟然是所谓“慈悲”的佛教之徒 》

综上，佛图澄是有份于石勒和石虎这对暴君的暴政和暴行的，佛图澄为了传教助纣为虐，早就丧失了人最基本的良知和善良。一个号称“慈悲”的佛教竟然要借助残暴的力量来传播，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而这么一位助纣为虐的僧人，竟然还能被历代的佛教徒所崇敬和传诵，无非是再次证明了，佛教的传教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只要能把佛教传开，管他用的是啥手段都无所谓了，杀人也好，骗人，诱惑人也好，只要能把人杀进或骗进佛门就行了。这岂非是鬼魔的作法？魔鬼的目的就是把人往鬼门里拉，只要能拉进鬼门，管他用啥手段都可以的，鬼魔哪有啥原则？对鬼魔而言，目的就是一切。所以，佛门无非就是鬼门，而佛图澄的这种高僧，说穿了无非就是把人拉进鬼门的高手而已。

佛教血腥入华史
　　五胡乱华时期，可以说是汉人的大灾难，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佛教正是借着这最黑暗的时期，由这些入侵中原的胡人大肆传播进来的（小草注：或许这就是“胡说八道”的来历和典故）。当时的五胡之一的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

　　皇帝石虎（334-349 年在位）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 万。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石虎造猎车千乘，车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同时造格兽车四十乘，令犯人在车里和猛兽格斗。

　　有官员报告：济南一个石头雕制的老虎，走到城东南，后有狼群千余相随，脚印深陷入石头中。石虎大悦：“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徙至东南，大约天意佑朕得天下啊。”于是群臣皆来阿谀。石虎令民家每五户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违令者斩，缴不足的亦斩。百姓卖男鬻女凑不足数，多自缢道旁。从洛阳到长安的道路两旁的大树上挂满了尸体。石虎为聚敛金帛，发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发近郡男女16万人，车10万乘，运土至邺城北隅筑华林苑，华林苑的围墙就有数十里。天寒地冻，役夫冻死路上的有近万人。

　　在軍中，凡是比石虎有才藝或有武藝的，石虎就會設法把他們殺死，死於他手上的人不可計數。石虎是好殺的人，每次攻下一座城後，不論男與女都一律殺死。一次，石虎攻下青州後又下令屠城。此次血腥屠城，僅餘七百多人保全性命。

　　极为讽刺的是，这位残暴的皇帝石虎却是信奉佛教的，所以他厚待來自西域的佛教僧侶佛圖澄，對當時佛教的入侵和傳播有一定“貢獻”（详细的可参见《佛图澄，助纣为虐的佛教著名高僧》）。还由于石虎聽了一個叫吳進的和尚的一派糊言，說胡人的氣數已衰，而晉人的氣數開始恢復，一定要苦役晉人才能壓著他們的氣數。結果石虎下令強徵鄴城附近各郡的男女百姓十六萬多人、車十萬乘在鄴城東修華林苑，並圍苑建數十里的長牆。

　　而石虎的儿子，太子石邃比他爹石虎还要令人发指。如果说石虎是残暴荒淫的话，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只能以变态来解释。在自己府上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带着刀乱窜，碰到自己的侍女就把她的头砍下来，擦干净血放到盘子里面做成工艺品和部下观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恶魔竟然和他爹一样，都是笃信“慈悲”的佛教。他命令他所掳掠的汉族女子做尼姑，碰到漂亮的就先和她交配，然后就把这个倒霉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还把这种食品赏赐给部将吃，让他们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石邃自幼随父亲丛军对杀人习已为常，自己也研制了一些”杀人美学“出来。这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他乐趣在于收藏美女人头。石虎曾抢掠万多名宫女，自己消耗不完了就送给了石邃，石邃当然不跟父亲客气！照单全收。常在太子宫中亲自挑选样貌出众的美女，作爱后马上就换种脸嘴，把她们的首级活活切下来，然后把脸上和脖子上的血清洗干净，还特意打扮一下用冰镇起来放在闪亮亮的黄金盘子中欣赏，然后又像传菜一样传给下座众臣，让他们看，哪个好看，哪个最美。

　　过了一阵子他觉得收藏人头没新意了，又把魔爪伸向尼姑庵！这位太子爷居然是个佛教徒，也可能认为吃素的人身子比较干净。于是一个更（恐)怖的“创意”在石邃心中已筹划开....先让下属奸淫一些漂亮的尼姑，他在上面看着看着自己也受不了了，跑进去掺一腿。退欲之后，他和下属把尼姑们纷纷宰杀了，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切下来和猪，羊肉放在一起煮成一锅人肉羹。让大臣品尝，这块是什么肉，这块又是什么肉。

　　由于石邃恐石虎废自己侧立同父弟弟石宣为太子，竟然策划行刺石宣，后来又谋逆起杀父的大计。但石虎听说儿子要反了杀老子，最后派人杀掉了太子石邃。又将太子妃及家人一并处死包括石虎的孙子在内，杀东宫官僚200余人。找了口大棺材，把石邃和家眷全装在一起，找了个地方随便埋了。

　　石虎杀死石邃后，另立石宣为天王太子。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后拥，戎卒随从多至十八万。他日夜荒淫，所经之地，必须穷极珍奇地供应，州县多为之一空；石韬的行径与其兄石宣类似。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及随从，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将石宣绑到台下，将石宣割舌、剜目、刳肠、断手足，最后活活烧死。石宣妻室子弟29人一并被杀死。东宫僚属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车裂肢解，将东宫作为养猪的场所，东宫卫士全部谪配梁州。石宣的小儿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将他猛掷出去，摔死了事。

　　石虎被人称之为史上最残暴的帝王，而这位最残暴的帝王竟然还是出自号称以“慈悲”为怀的佛门。“慈悲”与残暴竟然能共存于一身，何等讽刺！又何等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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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民族的受奴役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汉地整齐的礼俗风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胡风胡俗大规模流行起来，北地中原，倾覆沦陷。而在意识和信仰方面，佛教的博兴，更给汉人的思想精神和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说是汉人被奴役之始。

　　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并不普及，充其量作哲学研究用，至西晋永嘉时，寺院也不过４２所，汉魏时期，更明令汉人不得出家为僧，以至僧侣全部是西域胡人。

　　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始，这种局面完全被颠 覆，佛教大规模流行起来。

　　自后赵（羯胡石氏所建政权，即被冉魏大帝冉闵灭国灭种的胡族。）始，打破汉人出家的禁忌，汉人多侍佛奉佛。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化恶就善， “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魏书》。”使汉人们相信所面对的种种，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是前世修福或作恶的结果，只能安于现状，甘所承受。尤其北方佛教重在宣扬律己禁欲，这些都极大的麻痹汉人的斗争意志，弱化了汉人的血性。

　　归结分析佛教普及的原因，大致如下两条：

　　一、暗无天日的社会战乱环境。

　　五胡乱华时期，是华夏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 腥的一段灾难史。杂胡大规模内迁，伴之是挥向汉人的屠刀和铁骑，数十异族政权走马灯式的建立和更迭，每一次都伴着种族仇杀，对汉人的大规模血洗，以致衣冠南渡，中原汉人濒临绝种。十室九空、千里无烟、白骨蔽野，虎狼塞路，并非夸大之词。

　　战乱、繁重的赋役、兵役和千古罕见的饥荒天灾，使无数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用犹太（马KE SI）的话讲：“他们既然对物质上解放感到绝望，就去寻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宗教大规模兴盛传播起来，道教、佛教，尤以佛教为甚。

　　二、胡族政权的政治目的。

　　杂胡入主中原，并迅速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纷纷建立政权，但在其所占的广大北方地区，仍以汉人占多数，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汉族的意识形态之下。鉴于此，就急需一个属于自己的，用于统治汉人的思想工具，作为一个西来的胡教，那么佛教显然最合适不过，其完全能迎合胡人入主中原的心态。

　　而佛教的初始广传，与羯族石氏建立起的后赵政权有直接关系。其统治者石勒、石虎将佛教几乎立为国教，尊崇西域胡僧佛图澄，对其的尊奉堪称荣显已极，旷绝古今。并广兴寺庙，佛图澄死于永和四年（３４８），据永嘉不过３０多年，而后赵境内寺院已达８９３所。

　　“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晋书》。” 汉臣王度曾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朝中汉人臣僚大多赞同。但石虎的回答已充分彰显了其目的，“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佛是戎神、胡神，既然能成为上天的主宰，那么胡人、异族自然也能主宰这人间中原之土。

　　自羯族政权始，其他胡族：匈奴、氐、羌、鲜卑政权都供奉佛教，以至南北朝成为佛教普及关键时期，佛教成为外来胡族奴化钳制汉人思想的工具。

　　故，不论佛教后期是否本土化，是否与儒、道相融合，都无法泯灭其对汉人思想的摧残和血性的弱化，作为钳制汉人的思想工具，它无法抹煞自己的邪恶性，在这点上，它和切支丹、沙漠邪教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起码，它对华夏的影响，不是后两者所能比肩的。

　　结合中国佛教的现状，其邪化、教会化，新一轮的灭佛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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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朝佛教的流行。

　　其一，也与社会大环境相关，两晋十六国时期，长期的分裂与战乱，连年的大饥荒，使生产力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社会更是动荡不安，无论孺民还是王公贵族，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刻遭受着死亡的威胁，即便南迁江南，大小战乱也一直没停过。西晋安逸奢靡的生活基本一去不复返了，什么王石斗富、人乳蒸肫，早是昨日黄花，代之的是米贵如金，饥啖人肉。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思想的麻醉，已不分任何阶层。

　　再者，这与士大夫尚谈“玄学”有关。

　　这个却又和羌族政权——后秦的统治者姚兴有相当大关系。

　　羌族是汉化颇深的胡族，姚兴自即位以来，广罗人才，极度推崇儒学和佛学，与其他胡族政权推崇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义学理论，把它作为争取贤才，赞助 “政化风俗”的“玄教”来倡导。长安一度成为北方文化重镇，影响波及江南、西域，甚至天竺。从而使江南醉心“玄谈”的贵族士大夫竞相以僧侣为师，蔚成风气，而这些知识僧侣成了玄谈的理论创制者，佛籍译场成了理论的策源地。

　　须知南北方佛教的传播是不同的，北方偏重兴办福业、禅行神异，义学侧重宣扬律己禁欲，不仅仅为上层社会倡导，最重要的是在下层贫民中普及，沦为麻醉精神和胡人钳制汉人的思想工具。

　　在南方，则重视佛教义学、佛教理论。佛教找到了在南方盛行的契合点，那就是玄理，佛教依附于玄理，承袭西晋盛行的玄谈风气，且晋宋以来，僧侣们多擅长文辞，博通世典，为南方士大夫之友、之师，所以南方士大夫多兼习佛理。这为佛教在南朝的风行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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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喇嘛教淫行纪事

喇嘛教，在西藏社会既是文化观念上的教义崇敬信仰，又是具有宗教色彩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形成寓政教一体的社会特征。
喇嘛教，在西藏发展中曾产生过红帽系、黑帽系、花帽系和黄帽系之间的激烈斗争。进而由于宗教派别势力之争，引向政治权势之争。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与西藏的高僧有过接触。其后凉州王阔端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后，尊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建立了蒙古统治者与喇嘛教首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宗喀巴创建格鲁派（黄教）后，漠南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以***、班禅为首的喇嘛教首领，建立了“施主与祭司”的密切关系。

元代，喇嘛教高僧来蒙古地区弘扬、传授佛教哲理和普渡众生的佛法理论，使喇嘛教战胜了蒙古人原始皈依的萨满教等阻力，成为蒙古社会宗教文化的主流而发扬光大。喇嘛教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教义，使蒙古人虔诚地匍伏在神佛面前顶礼膜拜，形成蒙古社会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虔诚崇敬喇嘛教的巨大影响。

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建立大量寺院，蒙古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出家当喇嘛，在寺庙里聆听高僧宣法、诵经、传艺，学习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绘画、艺术和藏医、藏药等技术知识，并对蒙古文字创造、宗教哲学、医学、艺术等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精通蒙、藏、梵文的高僧，把大藏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经典，译成蒙文，在蒙古社会广为传播。因此，喇嘛教成为启迪蒙古人思想，获得文化知识的园地。

自元初，蒙古统治者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喇嘛教的教义，来肯定他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更深知蒙古人对喇嘛教崇信的观念，大力扶持鼓励发展喇嘛教，以利用喇嘛教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巩固其对蒙古各部和边疆民族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元朝顺帝时，右丞相哈玛尔偷偷引进西天僧人，以运气术向顺帝谄媚。顺帝非常喜欢跟西天僧人学习运气术，称为“延彻尔法”，汉语就是“大喜乐”的意思。哈玛尔的妹夫、集贤学士图鲁特穆尔也很受顺帝的宠信，他也向顺帝推荐西番僧人策琳沁，此僧善秘密法，对顺帝说：“陛下虽尊居宝座，富有四海。只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几何？应该接受秘密大喜乐禅定。”于是，顺帝又向西番僧人学习秘密法。其法又叫“双修法”。所谓延彻尔法、秘密法，实际上都是房中术。顺帝每天都操练这些法，又广取民间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女子，恣肆淫戏，称为“采补抽添”，其方法甚多，仅举其中的九种如下。


一曰：龙飞势。女子仰卧，男子伏其腹上，据股含舌。女子叠起阴户，受男玉茎，刺其琴弦，和缓摇动，行八浅五深之法。阴热阳硬，男悦女欢。二曰：虎行势。女子低头向前跪倒，男子从後抱腰，握玉茎投入阴户，行五浅三深之法。阴户开张，阳气出纳。男舒女乐，血脉流通。(以下皆类似道家御女采补之法,略去)。

顺帝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又诏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各选良家女数十人供其淫毒。民间女子遭其害者，巷哭里嗟，不计其数。巴朗是顺帝的弟弟，在顺帝面前亵狎不讳，还聚集少壮男子和女子裸处一室，不拘同姓异姓，不分尊长卑幼，任其自相淫媾，称为“事事无碍”。西天僧又与西番僧迭相轮转，出入禁中，夜宿宫闱，奸淫年轻美丽的公主和嫔妃。虽有女子畏缩难堪，二僧仍然淫媾不止。顺帝只知道习法为快，从不禁止。喇嘛僧人浊乱天下、淫污朝廷，没有比元朝更严重的。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册藉申报姓名，至出嫁之日，不论美恶必先迎至僧人府中，强行淫媾，取其元红，然後发归夫家完婚。世人皆曰：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头秃，一发淫毒。

密宗的教规，就是性开放的典范，而且密教的经文、绘画和雕刻中，都有十分突出的性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欢喜天”。 欢喜天”大多是密宗中作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即密宗佛像，俗称欢喜佛，或者“欢喜天”，又称“大圣欢喜天”。佛教讲戒淫，但密教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也可以不受某些佛教戒律的约束。如密宗则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通称“明妃”）。“欢喜天” 的形象多变，常见的有金刚、明王、观世音菩萨等，大都拥抱“明妃”作交欢状。“欢喜天”双体拥抱，男天代表方法，女天代表智慧，即所谓方法与智慧双成之意。还有一种含义，说“欢喜天”是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双体拥抱是男女通过性交以“合炼”、“双修”。

到了元朝，喇嘛教兴起。成吉思汗和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提倡密宗，于是密宗佛像（“欢喜天”）也就普遍地供奉于许多喇嘛寺庙之中。“欢喜天”在满清的前期，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改建雍和宫。雍和宫里放置了许多“欢喜天”。民国初年《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一书描述道：北京的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是何等不可思议之佛像，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喊声不绝。
“欢喜天”的雕像与壁画，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如著名的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甘肃的敦煌拉卜楞寺、四川甘孜的一些藏族寺庙等。封建帝王之所以设置“欢喜天”，主要是因为它强烈地表现了男女之道。《雍乾异人传》里有一段记载，把满清宫廷中设置欢喜佛，皇帝借欢喜佛为媒与妃嫔交欢，宫中喇嘛僧推波助澜，以房中术固宠，并借机淫乐的情形，都作了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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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统治者崇信喇嘛教和道教，许多宫廷生活都与宗教有关。例如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内容。据《元史·哈麻传》载，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
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

　　元代还有一个怪现象是喇嘛公开地蓄妓纳妾。如《元史·星吉传》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又元世祖曾命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这当然是元代统治者崇信喇嘛教，纵容番僧的结果。


历代向皇帝进献房中术的人，不过是为了投皇帝之所好，求取自己的名、利。

秀色宫娥足疗饥，殿廷行乐少人知。番僧运气多神术，秘戏新传演揲儿。]

元代末年，西域僧人到宫中向皇帝传授房中运气之术，号称“演揲儿法”。

由于喇嘛教在元朝得到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


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宝。”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举例来讲，据“虞集大护国仁王寺恒方碑”记载，这一处寺庙，就在大都城外拥有水地近三万顷，陆地三万五千倾，并占有山林湖泊鱼荡竹场等二十九处；泰定帝时，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亩田为“永业”；元文宗时代，川地的大承天护圣寺，一次就获赐十六万九千多顷土地为“永业”。与之相较，云南一地，建孔子庙为学校，元廷仅拔地五顷。没过几年，这五顷地仍为当地的大德寺所侵夺。


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元朝大德年间，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来内地，其中除一些奉召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来中原和江南贩运货物求财的。他们往返的巨额费用不仅元Z.F要“报销”，连交通工具都是元朝Z.F全程提供。由于贩运货物数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驿马无数。为此，元朝的汉臣痛心疾首地讲：“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此辈）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


可笑的是，元朝统治者，不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贵臣妻妾，也常常延诏帝师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闭户不入。”如此，“受戒”竟成为贵族妇女与番僧淫乱的绝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绿帽也不悟。八思巴见忽必烈壁画

“妃王寡居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喇嘛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元文宗时，还颁旨令：“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骂）之者，断其舌”，对藏僧回护至极。


番僧中最恶者，当属杨琏真加。忽必烈时代，此人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这位杨琏真加“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他最大的“功劳”，是在元世祖默许下，发掘南宋诸帝陵寝。穷刨深掘后，杨琏真加盗尽南宋陵墓内的珍宝，然后把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杂置牛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镇南塔。而且，密宗习俗，“得帝王骷髅，可以厌胜致富”，所以，南宋诸帝的头盖骨，均被杨“总统”挖出镶金嵌银当成洁器和酒器。特别是宋理宗尸体，由于传说中他嘴里有大粒夜明珠，被杨琏真加派人倒悬于树上，沥干水银后，遍剖胸腔头部，探找那只大珠子。除南宋诸帝陵外，杨“总统”连南宋旧臣的坟墓也不放过，共掘坟一百一十一处，彻头彻尾一个“掘坟贼”。杭州任上，杨琏真加“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杂宝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赋税直接交他）……”这些“罪状”，只是他贪渎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对此，元廷的处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亩”，抄家了事，没过多久就把杨琏真加放了。现在，杭州灵隐寺内那些山上不伦不类的石佛像，皆是当年杨“总统”的杰作。


胡教的极端诡辩术
　　佛教有着极端的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非常容易地偷换概念，乃至因需要而可以任意颠覆既有价值观念。它可以把一切恶说成善，只需要一秒钟,不需要任何逻辑过程，也可以把一切善说成恶，也只需要一秒钟，仍不需要任何过程，这就给那些拥有某种程度的话语权，而又需要对自己行为进行辩解的人，提供了最佳的理论武器，佛教这样一个在其原生地都被不屑一顾，而几近灭亡的宗教，在中国却得到如此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异数。而之所以如此，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社会需求。今天的中国人习惯于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解、缺乏责任感甚至推卸责任、妄自尊大等等方面的问题，加大了对佛教的需求，而同时，佛教也正在把中国人带向一个更加没有原则，更加没有责任感，更加没有对自己错误行为的罪咎感的方向去。

　　因为，只要大家深信佛教，深信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那么山西的黑煤窑中的悲惨奴隶，其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就不再是一个问题，甚至其温饱与否生存与否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想起“那只不过是因果报应”，而那些黑煤窑的富得流油、奢华得吓人的老板或幕后老板，也不再是受指责的对象，他们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心满意足、毫无愧疚地去享受其“经济成果”，因为“那只不过是因果报应”。而如此再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将无权对社会上存在着的不公表示任何异议，那怕是提出一点建设性的改进的意见，还是因为 “那只不过是因果报应”。而尝试去改变某种不公的现状，那就是妄想打破“因果报应”的铁律，背离了“伟大的绝对真理的佛法”，而背离“伟大的绝对真理的佛法”则将是不能被容忍和接受的。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社会的极度黑暗的时代：小国林立，征战不断，强权就是绝对的公理，那时人民的困苦可想而知，而即使是那些小邦的贵族，也在强权的打压下惶惶不可终日，兼之以印度酷热的气候，我们不难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充满了怨毒的社会。释迦牟尼本人是当时一个小城邦的继承人，而据考证，这个小城邦的面积约为百余平方公里，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另一个较大国家的附庸，至少那时“净饭国”绝没有后来的佛经所描述的那么富足并充满诗意。在那种情况下，准确地说，释迦牟尼是逃避了那个费力不讨好的继承人脚色，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果然“英明”。不久，“净饭国”这个小城帮就灭亡了，同时释迦族也被灭族。据记载，释迦族在遭遇侵略战争的时候，曾经请求正在带着一大群乞丐到处游逛的释迦牟尼施以援手，但却被释迦牟尼以奇特的理由，奇特的方式在事实上拒绝。

　　我不知道释迦牟尼是否如文学作品中的哈姆雷特，是拥有某种忧郁气质而内心矛盾的王子，但是我知道哈姆雷特至少抗争过，只是因为怀疑自己做法的真正价值而满怀痛苦地放弃了，但是我宁愿相信：如果哈姆雷特遇到的不是篡位，而是灭国灭族的灾难，那么他将没有任何犹豫，更不至于无耻到为自己的逃避找一个涉及“宇宙真理”的充分理由。

　　释迦牟尼放弃其继承人的地位，常常被其自认自称（其实释迦牟尼并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的中国佛教弟子认为是一个全宇宙中的最伟大的行为、无与伦比的壮举。而认定这种伟大的理由，是这个举动本身显示了释迦牟尼具有丰富而高尚的感情。但是，很少有中国佛教徒去告诉人们一个真相：释迦牟尼放弃其继承人位置，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充满着危险，而且最大可能是生命危险。但是中国的很多佛教徒却非常乐意维持这个谎言，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跟错了导师，而对于作为一个外国人的释迦牟尼，在中国的佛教徒可以较好地把握关于他的信息资料，并按其需要来供给人们，按照他们可以任意想要的样子来吓吓其余的中国人，这是佛教在中国逐渐被神话，而释迦牟尼逐渐在中国被神化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佛教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其影响还仅仅只限于印度很小的一隅，佛教的传播得力于阿育王。阿育王是个著名的杀人魔王，也许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支配下他会有一些道德上的内疚或自责,但是佛教最大的特色，也就是对古印度神话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个神话体系上的社会传统来了个彻底的大颠覆，因此阿育王和佛教，相互都找到了对方的利用价值。相信是佛教运用它的相对主义诡辩,很快就帮阿育王了那种心理负担？（我们可以想象，只要一句“那是因果报应啊”，阿育王先生因自己的种种暴行，种种乱伦行为带来心理不安很快就可以降到最低点。于是佛教和阿育王皆大欢喜，阿育王成为圣王，佛教成为圣教而大大传播。

　　佛教在中国的发迹史，大致与佛教在印度遇到阿育王先生的情况相同。在中国的统一时期，在正统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很少受到重视，有时甚至被等同于邪教，它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就限于小小的一隅，唯一的例外是武则天，她一反李唐皇朝的道教传统，极力打压道教而推崇佛教，甚至自己的男宠就好几个都是和尚。但是，就象前面说到的，这又是一个颠覆与颠覆的结合。武则天以女子称帝，颠覆了李唐皇朝，更颠覆了帝王传统，她必须要有一个能使得这一切颠覆行为均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舆论工具，而这个工具，在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找不出来，于是，她看中了佛教。佛教也很知趣，来了一招“因果报应”，于是什么事情都好解释了，再来一招谎称武则天是某某佛转世，就再次皆大欢喜，“大圆满”了。　

　　但是，武则天一下台，佛教也就没有了市场，唐朝的时候，人们对本身中华文化的自信力还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还真是有点看不起佛教那样的赌死人咒说大话的玩意儿，皇帝自称是老子的后人，人家信道教不吃佛教那套。佛教真正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观念，应该是在“五胡乱华”与后来的两次外族入主中国之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动荡，以及两次被外族全面征服，其共同特点都是外族以绝对人口劣势和文化劣势，来对拥有绝对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的汉族进行高压统治，因此那些异族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毁灭汉族文化传统，毁灭汉族人心目中文化优越感的方式来动摇其恢复祖国的意志，那些异族的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汉族人对其传统深恶痛绝，把一切过错皆归咎于祖先，如此一来则汉人必丧失其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成为一精神上深具奴性而盲目崇拜外来强力的民族。而佛教这一深具颠覆本能的宗教，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成为异族统治者、以及后来那些效法野蛮专制的统治者的法宝，被反复祭起。

　　野蛮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以其罪恶的强盗行经，造成了人口锐减，文化退化，生产大幅倒退。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健全的时代，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而受此荼毒的文明民族，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他们不仅仅是在反抗侵略，而更重要的是在捍卫文明。在中国，那些真正肩负文化使命的团体，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他们都在精神上，都拒绝承认这样一种野蛮对文明颠覆行动的合法性。然而,我们 “伟大的佛教”又以其无原则性，及时体现出它的"包容精神"。也许这些野蛮民族杀人魔王，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基于人性的内疚，但是佛教又让很快让他们消除这些顾虑，于是原来的皇帝至少还需要敬畏天，只能自称“天子”，而异族的皇帝在这些这些佛教人士的诱导下和帮助，则终于成为了天不怕地不怕，不用匍匐于昊天之下，而是能凌驾于其上的“佛爷”。人民对民族压迫的各种反抗，再一次被异化为不遵守“因果报应”铁律，而做螳臂挡车之行的笑料，进而为某种触怒佛教神明的不可饶恕之举。佛教之对于这些异族的血腥极权统治的建立，功劳是非常巨大的。

　　在世俗方面，佛教出于自私的考虑，以毫无实效的谎言诱惑人们。比如，它说供养僧人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这种好处的比例，是普通好处的“万倍”“亿倍”的递增，同时又说不相信它们那套的坏处，也是普通坏处的“万倍”“亿倍”的递增。佛教常常以此类无良手段来诱骗愚众和恐吓愚众，这些手段，因人性之卑劣与贪婪，常常获得巨大的成功，并同时加剧人性的卑劣与贪婪。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南朝的粱武帝，粱武帝原本是一个很英武的人，他对北方异族的战争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同时对内的文治也很有一套，至少当时江南的百姓还是过了一段好日子。但不巧，这时候佛教的人来了，他们不负责任地天花乱坠了一通，于是墚武帝“大彻大悟”了，心想：只要供养佛教的僧人，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可以有远远超过国泰民安的“果报”，那我还那么还用每天那么早起床，那么晚睡觉，那么辛苦那么危险去打仗、去搞政治干吗呢？我以前是不是太傻啊？或许是为了治国安民的理想，或许是为了成佛后就可以叫玉皇大帝当车夫，梁武帝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佛教徒，他下令全国修建寺庙八万四千，供养中外僧人数十余万计，自己也学足了释迦牟尼，舍弃皇位(释迦牟尼只不过是一个岌岌可危的个小城邦负责人的继承人，他是想逃避责任啊，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萧大哥明明被这些秃驴骗了)，抛弃后宫与朝廷众臣，跑到寺庙认真的“修行”起来。就这样折腾了几年，国内经济因为供养那那么些僧人给拖的难受了，矛盾也激化起来。这时，又不巧有北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