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亡于儒家，儒家真面目暴露无遗，儒教徒蜥蜴蛇人王莽篡汉。

汉朝亡于儒家，儒家真面目暴露无遗，儒教徒蜥蜴蛇人王莽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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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 週日 4月 21, 2013 1:09 pm



註冊時間:週日 5月 20, 2012 1: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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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亡于儒家，儒家真面目暴露无遗，儒教徒蜥蜴蛇人王莽篡汉。
儒教遗毒泛滥东汉，直至后来招致五胡乱华，这个烂摊子，只能等道教高人出世收拾了。

尽管董仲舒的热脸被汉武帝的冷屁股蹭了一下子，但总算还给了个一官半职，虽然不是非常称心如意，但有总聊胜于无，更何况儒家信徒自此可以不再担心帽子被皇上抢去撒尿用，能大着胆子出门上班去了。董仲舒还是蛮感谢汉武帝给了自己充当御用文痞的知遇之恩的，所以当下左手按《春秋》，右手过头顶，口里念叨着“三纲五常”立下了毒誓：吾辈儒生谨以孔子的名义宣誓，今生今世、子子孙孙甘愿卖身官家为奴，从今以后：全体成员均须以贩卖儒术来维护主子(注1：提醒后世的信徒务必注意本教有奶便是亲娘的优良传统，不论主子是何民族、种族、国籍)的利益为终身事业，全心全意地以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己任，坚决贯彻以愚弄中国普通百姓为乐事的原则，)……，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先进的东西我们都要诋毁，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改革的力量我们都要反对，凡是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事物我们都要阻挡，只要能阻拦住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吾等儒教将不惜动用一切的理论和手段，既要使用“为尊者讳”隐瞒历史真相，还要会采用天意“灾异之变”置其于死地等等。总而言之，一定要誓死捍卫老祖宗既定的“古训”和《春秋》大法，如若有被誓言者，按照“天人感应”的规则，必得天打五雷轰之“天谴”。

故而那孔子老先生“至圣先师”“儒家始祖”的桂冠戴的实在是名不副实，这顶“始祖”的大帽子似乎更应该戴在董仲舒的头上，或者后世儒家应当尊称董大师为“亚圣”，对了，亚圣也不行，儒家二老爷孟子会跟他玩命的，看来只能当个“三把手”了。

被后世儒家信徒所津津乐道的汉武帝“重视”儒学而专为儒家信徒设置了“五经”博士，这件事情也非常可疑，因为具体承办这件工作的也是一个鸿儒公孙弘。公孙弘是很受汉武帝后来信任一个儒家所称的“叛徒”，他很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私自将汉武帝授意他承办的原意为朝廷设置容纳诸子百家中其他五家学说的“法家、墨家、黄老、名家、阴阳家”等为“五经”博士来了个偷梁换柱，改成了置所谓儒家的五种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博士，借“五经”博士之编制职位做了手脚，以安插自己儒家的党羽和亲信，壮大儒学势力。后世儒家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强辩称“六经”中的《乐》因为是配合《诗》来演奏的乐谱，本来就没有文字，所以缩水成“五经”，以此来解释汉武帝按学派所置的“五经”就成了儒家学说的“五经”，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首先，自春秋孔学形成以来，孔子学说中经典的构成一直称为“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其次，在汉武帝之前，儒家信徒往往为了诽谤贬低其他五家之学说而经常“菲薄五经”，显然，被儒家信徒所菲薄的这“五经”绝对不会指自家的经典。再者，汉朝所设置的博士之职百家都有，这是自汉初便形成的一个惯例，故只有按各家学术流派和学科来给博士分类，如现今的法学博士、医学博士或经济学博士之称，似乎不太可能按一家流派中所学的书籍来划分，比如医学博士中还能再分为“内科”博士、“外科”博士、“儿科”博士、“妇产科”博士么？大概是由于公孙弘通过这么一个不光彩的手段徇私舞弊，“五经”博士便全成了儒家信徒，遗憾的是，那汉武帝原意是为了广纳百家学术的这一宽厚之举却让正发愁寻不到缝隙下蛆的儒家徒孙得了掌控文化舆论、操纵思想传播的大权。

汉武帝自己不信儒，但喜欢把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信条用来愚昧其他中国人，把孔子学说神学化后强调的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容易麻痹和统治劳动人民和其他非主流社会阶层。而他自己却始终没有让儒学理论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自己心里所遵循的统治法则却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形成了有汉武帝特色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表现出典型的“儒表法里”或被称之为“外儒内法”的特征。

汉武帝的这种“儒表法里”的两面性不但招致了儒家信徒的暗暗不满，就连非常蔑视儒家而且向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元老大臣汲黯也看得非常透彻，这老头儿确实说话很直率，他就敢于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毫不客气地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说白了就是直截了当地骂汉武帝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口是心非，直气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因汲黯老老臣所言非虚又言之真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汲黯对他的这番“鉴定意见”，这话也就是从不信儒的汲黯老先生敢说，换了无论那个儒生，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汉武帝“儒表法里”留给汉家子孙的遗产是一笔丰厚的“强汉盛世”美名，其身后的几代汉室皇帝虽然缺少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精明强悍但也还算能规守祖业。但儒家信徒们在汉武帝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想在他的后代身上打主意。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后，儒家信徒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看着刘弗陵年幼，董仲舒的嫡传弟子眭宏，这个“少时好侠，斗鸡走马”后投靠儒家势力爬上来的混混儒生此时觉得有机可乘，借了其死去多年的“先师”董仲舒之言蒙骗天下，还欺哄小皇帝刘弗陵应该“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赤裸裸的逼刘弗陵“禅让”来“改朝换代”。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弗陵的皇冠没有被“禅让”，反而倒是眭宏大而简单的脑袋先被汉武帝指定托孤的大将军霍光“禅让”了。那眭宏也真是急昏了头，忘了自家的董老师得志便是靠着“三纲五常”来博得在汉家朝廷有一席之地的，如今忘师训而掉脑袋，事实也证明他命里确实只能是个“斗鸡走马”的高手。

汉昭帝刘弗陵的皇帝宝座是母亲的鲜血换来，在他小时候又差点儿被儒家“禅让”了去，刘弗陵自然是对儒家学说十分地不“敢”感兴趣。汉宣帝刘询自襁褓中便失去双亲流落民间，从未参加过皇室子弟中的“以儒弱智”竞赛，更何况自己的爷爷刘据便是死在了被儒家信徒栽赃陷害的“巫蛊事件”中，那汉宣帝刘询当然不但不信儒，更对儒家之徒是恨之入骨。

后来继承汉宣帝刘询皇位的太子汉元帝可是自小受过皇家正规的“以儒弱智”教育竞赛的，曾因一时多嘴劝父亲多用些儒生。对儒家有深仇大恨的汉宣帝听了很气愤，斥责太子并解释说：儒生大多都是些太不识时务的东西，由于戴的帽子被咱老祖先刘邦当了尿盆子，脑子里进了水，总是受潮短路，所以总是鼓吹古代的政治制度好，自以为聪明的要批判当今的政治，天下的百姓也被他们胜过了赵本山的“卖拐”技术忽悠得区分不清好坏，怎么能随便用他们呢？

太子的脑子自幼被儒化“弱智”的教育体制定了型，那里能找得着北。汉宣帝工作太忙，忘了放松了对太子“痛说革命家史”，只能后悔地叹息道：“乱汉家天下的，必是太子无疑啊！”其后不久，汉宣帝还真想废掉这个被彻底儒化了“弱智”冠军皇太子，可能是想到自己从小便是个没娘的孩子，看在太子自小也是没有了亲娘的份上，稍一心慈面软，便把废太子的事情撂到旁边去了，岂不知后来果然应了他的预言，直把老祖先传下来的江山从此开始便让儒家信徒MBO(管理层收购)去了。

汉朝的汉元帝、汉成帝等几任以后经过了“儒化弱智”教育的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已极，更兼“弱智”冠军汉元帝上台后，一改以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大量用儒家管理朝政，实行了纯儒术的统治，天下马上大乱，国势日下。汉元帝以好儒著称，儒学的原则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儒家的文化专制政策已达极至，儒教帮派已自成一股能左右朝政的“士大夫”集团恶势力，中国汉民族的自然文化遭到重创，把个国家搞的乌七八糟，汉王朝的元气大伤，即使经过了“光武中兴”，但由于中华民族的思维被儒术一家野蛮桎梏，最终也没有补救回来。西汉末年的汉成帝更是好儒，在位二十六年，昏庸无度，荒淫纵欲，宠爱飞燕、合德姐妹俩，连性命最终也断送此爱好上。他白天混在儒生堆里，晚上泡在女人窝里，整日在儒生和女人中寻找治国之术，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能接替刘家祖宗家业的“三好学生”儒教模范王莽，故而才有了史称“汉代之衰自汉成帝始”之说。

这个儒生王莽接管汉家财产的手段如同董仲舒的嫡传弟子眭宏一样，只是更为毫不客气，根本就不理会儒家提倡的“禅让”之策，而是利用担任大汉帝国皇家弱智校长的职务之便，一不骗二不哄，仅仅是板平了脸，就直接把自己教导的小皇帝、才2岁的学生孺子婴手里的驰名商标“汉朝”牌巧克力来了个“和平演变”的魔术换到自己的手里，津津有味地咂吧起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儒生出身做皇帝的朝代“新”朝。

王莽有了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儒生出身做皇帝的朝代“新”朝的光辉业绩，心里那个高兴啊，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几百年来儒家门里的新秀，或者自己是众多被人家诬蔑为“腐儒”里一颗冉冉而升的新星，或者建立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由儒生掌握的国家政权是个新生事物吧，于是踌躇满志地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大大地要为儒门信徒出一口鸟气，要替儒家光宗耀祖。

王莽新星一上台，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儒门的学兄学弟，立即启用咱儒门自家人，要带掣更多的儒家新星来照耀“新”中国，于是首先就任命了被后世儒家信徒评选为“中国二十大杰出儒家人物”之一的西汉大儒刘歆为咱“新朝儒家大帝国”的新国师，按说这待遇很高了，但这刘歆却不象王莽那主儿的记性差到一见到“汉朝”牌巧克力便忘记了加入儒门时立下的“三纲五常”毒誓，而且刘歆同志对誓言中大难临头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投降的条款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当后来天下纷纷兵起，王莽的“新朝儒家大帝国”眼看着要被推翻的节骨眼上，刘歆同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叛变原主子投降新主子的既定方针，背着王莽前去与原汉朝的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讲条件，图谋背叛王莽，后因事机不周消息泄露而自杀。也幸亏刘歆同志有了及时背叛同门儒生小兄弟的这一壮举，所以才能以“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功勋荣获“中国二十大杰出儒家人物”的光荣称号，当然了，因为毕竟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排名显然只能在先辈公孙弘、董仲舒的后面。

儒门新星王莽亲手缔造的“新”中国虽然短命，但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唯一的由儒生掌握中国命运的国家，功劳可谓空前绝后。但他却是让儒家信徒们感到很尴尬的一个人物，他们不但不以王莽小兄弟为自豪，反而耻于与他为伍，由儒家信徒把持的后世正统修史者无不义愤填膺地把王莽定义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贼逆，觉得这样还不解恨，还要赠送王莽一些“篡弑盗贼”“相貌丑陋”的恶言，儒家人物甚至拒绝承认王莽本人就是儒门弟子。遍查正史，关于王莽个人学历文凭出身的资料只有含糊其词的五个字：“被服如儒生”。儒家在编修正史需要言明王莽的身份时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又使出“为儒家讳”的惯招，言下之意就是说“啊，这个王莽嘛，咋说呢，好象是穿了一件俺们儒家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