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庄子》是如何被篡改的？

看看《庄子》是如何被篡改的？


道教五经之一的《南华真经》，也就是《庄子》，也被儒教篡改了。儒教对《庄子》也是疯狂篡改。

今本三十三篇《庄子》是郭象在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中，删裁去十分之三而成，留下来的也大量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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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五十二篇本在汉代是通行本，故后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行于山中”说：“庄子名周，乐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


五十二篇古本到魏晋时仍然存在。唐代陆德明说：“《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经典释文·序录》）


司马彪于晋泰始中为秘书郎，《晋书》有传，身世比较清楚。孟氏，陆德明已“不详何人”，清代姚振宗考证说，“似即注《老子》之大孟，或云即孟康”（《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五）。孟康是魏人，著有《汉书注》。也就是说，确知注解了五十二篇古本《庄子》的两位学者——孟氏、司马彪皆为魏晋时人。


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坚执儒学成心，故意曲解原文；为了自圆曲解，又反复加工原文。……


郭象先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其谬注的十九篇，遂成三十三篇。


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已被肆意篡改、任意增删、故意妄断，没有一篇是全真原文。


蜥蜴人儒教庙堂悖道政治的代言人缓解巨大张力的基本因应方式是，篡改曲解乃至篡改反注道家经典，主要集中于《老子》、《庄子》。


著力于《老子》的庙堂政治代言人，举其要者，先秦有韩非的《解老》、《喻老》，汉代有严遵、河上公的《老子注》，集大成于魏晋儒生王弼的《老子注》。后世老学家对王弼毁誉参半，不奉王弼为老学至高权威。原因是王弼以儒解老，篡改曲解《老子》，动作幅度甚小。王弼曲注与《老子》原文的牴牾，始终未能彻底消除，因此后世老学家不断反诘王弼。近年又不断出土战国秦汉的《老子》简帛，王弼的老学权威遭到进一步削弱，仅仅沦为曾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一家之言。


著力于《庄子》的庙堂政治代言人，举其要者，先秦有吕不韦、荀况、韩非，西汉有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东汉有桓谭、班固，魏晋有司马彪、崔譔、向秀等，集大成于西晋儒生郭象的《庄子注》。


后世庄学家多奉郭象为庄学至高权威，认为郭象“独会庄生之旨”（唐陆德明《庄子释文序录》）。原因是郭象以儒解庄，篡改反注《庄子》，动作幅度极大。郭象对著录于正史的《庄子》大全本“五十二篇”（《汉书》）、“十余万言”（《史记》），删去十九篇、四五万言，变成郭象版《庄子》删改本三十三篇、六万六千言，又对删存的三十三篇，再予裁剪拼接、移外入杂、增删改字、妄断反注。郭象反注与郭象版《庄子》伪原文的牴牾，在郭象手里已经基本消除。


“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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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狗屁的郭象，说是注庄子，其实“却是庄子注郭象”啊！！

可怜我道家的庄子啊…………





而且，《庄子》是持续的遭到砍杀……


郭象反注与郭象版《庄子》伪原文的牴牾，在郭象手里已经基本消除，因此后世庄学家极少能够反诘郭象。

对于郭象反注与郭象版《庄子》伪原文的少量牴牾，后世庄学家大多效法郭象，变本加厉地篡改郭象版《庄子》伪原文，乃至篡改郭象注文，为全面对立的庄义、郭义竭力弥缝。


北宋陈景元统计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尚有65923字，而我统计的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却减至65181字，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又减至65149字，比北宋陈景元时分别减少了742字、774字。删一字，增一字，改一字，主旨就会相反，而郭象删去了四五万字，郭象追随者删去了近千字，郭象及其追随者又增加了数百字，篡改了数百字，妄断了无数句，因此郭象反注与庄学真义处处牴牾。


比如《庄子》原文一再褒扬“达人”，一再贬斥“儒墨”，未曾出现一次“大人”、“杨墨”，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却一再褒扬“大人”，一再贬斥“杨墨”。


——顺便一说，近来十分时髦的旧词新用“达人”，源头正是《庄子》。


正如本文反复提及的“江湖”、“庙堂”，源头也是《庄子》。《庄子》自古至今滋养、催生着一切江湖顺道文化。



顾颉刚探究中华上古史，结论是“层累造伪”。

我探究《庄子》流变史，结论同样是“层累造伪”。

郭象及其追随者一千七百年的层累造伪，使郭象版《庄子》成了面目全非的伪《庄子》；

把“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改造成了“役人之役，适人之适”的“天之戮民”，

把“息黥补劓”、“撄而后成”的《庄子》，改造成了黥劓民众、撄扰天下的伪《庄子》；

把真《庄子》的宗旨“天道人道两行”，改造成了伪《庄子》的宗旨“名教即自然”。


概而言之，郭象及其追随者把古典中国的头号自由宗师，改造成了古典中国的头号专制帮闲，把弘扬江湖顺道文化的道家真经，改造成了鼓吹庙堂悖道政治的儒家伪经。


不宜认为王弼更有学术操守，郭象更无学术操守，因为王弼治老，郭象治庄，均非学术行为，均属政治行为！！


郭象篡改《庄子》之所以比王弼篡改《老子》动作更大，首先是客观原因，即《庄子》比《老子》反庙堂更甚。其次才是主观原因，即郭象比王弼人格卑劣。郭象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晋书·郭象传》），剽窃向秀《庄子注》。王弼则无劣迹，仅是出身门阀世家，天然维护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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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蜥蜴人儒教徒是两千年如一日的要消灭我华夏文明啊！！！





“独尊儒术”的两汉之解体，导致魏晋庙堂深陷意识形态危机。为了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王弼、郭象不得不事急从权地大搞统战，对《老子》、《庄子》进行创造性篡改，把庙堂悖道政治的终极天敌，暂时整容为庙堂悖道政治的统战诤友。


王弼无须大量篡改《老子》原文，其统战式曲注就能轻易成功。因为《老子》仅是低调规劝“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七十八章），其与庙堂悖道政治的张力较小，极易调和。


早在战国之时，老学即已融入当时最大的御用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黄老之学”。悖道最甚的秦朝短命速亡以后，黄老之学一度成为西汉初年的庙堂官学，直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才被黜退。黜退以后，喜爱《老子》者并不限于江湖达人，庙堂君子仍然视若拱璧。三位截然不同的帝王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均为《老子》亲自撰写御注（但都被假的道德经给骗了，无语啊！）。


近年不断有《老子》简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同样证明老学易被庙堂改造利用。


而庄子则是自然大道的全面展现，非常磅礴。郭象只有大量篡改《庄子》原文，其统战式反注方能勉强成功。因为《庄子》高调宣布“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让王》），其与庙堂悖道政治的张力极大，极难调和。


早在战国之时，孟轲、荀况、宋钘、尹文、慎到、田骈、邹衍等倚待庙堂的绝大多数诸子大佬，纷纷趋赴稷下学宫，唯有公然挑战庙堂、痛斥“昏上乱相”（《山木》）的庄子例外。三为稷下祭酒的大儒荀况，妄诋“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钟情老学的荀况弟子韩非，则对早已死去的庄子发出死亡威胁：“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以庄子为师”、“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被魏晋庙堂诛杀，为恨不得对庄子开棺鞭尸的韩非之专制叫嚣，追加了血腥注脚。“以庄周为模则”、撰写《达庄论》的阮籍，协助嵇康把《庄子》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老子》之上。于是竹林七贤以后，“老庄”变成“庄老”，《庄子》成为魏晋以后江湖顺道文化挑战庙堂悖道政治的首要旗帜。


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都是魏晋时期冒充道家、实为儒家的“玄学”代表作，共同特征是以儒解道，共同宗旨是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伪道家王弼、郭象与真道家嵇康、阮籍原本不属同一量级，仅因悖道庙堂以权力介入学术，结果“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子复原本·泰初》）。道家两大经典均被庙堂代言人运用统战策略反向消解，成为唐宋庙堂凭空虚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奠基石。


唐宋庙堂成功虚构“三教合一”，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业已安然度过。儒学也蜕变为理学，又重新站稳脚跟，于是理学代表人物抛弃统战策略，再次划清敌友。程颐曰：“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曰：“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程、朱之言，再次证实了道家对庙堂悖道政治的洞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王弼、郭象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事急从权地大搞统战，假装认敌为友，仅是魏晋时期的“政治正确”。程颐对前统战对象庄子重算老账，朱熹对前统战功臣王弼、郭象过河拆桥，则是唐宋以后的“政治正确”。既然江湖之鸟已尽，江湖之兔已死，那么庙堂之弓和庙堂之狗，就会因为“政治正确”的时移世易，而被庙堂秋后算账。其实庙堂代言人为了贪恋及身小年的庙堂富贵，也无暇顾及千秋大年的江湖清誉。


《庄子》的反朝廷庙堂本质永远不变，正如司马迁早已明言的“庄子诋詈孔子之徒”、“是以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所以古代王侯之墓颇多《老子》简帛，极少《庄子》简帛。


然而反庙堂的先秦之书无数，《墨子》、《关尹子》、《子华子》、《惠子》、《公孙龙子》、《公子牟》等，或残灭于秦始皇之焚书，或残灭于汉武帝之罢黜，唯有挑战庙堂的最大反书《庄子》，任何专制帝王都难以彻底剿灭。


尽管魏牟版《庄子》初始本被刘安版《庄子》大全本正淘汰，


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又被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逆淘汰，


然而亡佚之前，仍有向往天赋自由、反抗庙堂奴役的无数士人，大量引用魏牟版、刘安版《庄子》，许多引言不在郭象版《庄子》之内。


因此魏牟版、刘安版《庄子》尽管亡佚千年，奢望其简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又属枉然，葬入普通士人之墓的简帛也早已烂光，


但是散见于正史、类书、笔记的大量《庄子》佚文，仍为集腋成裘地复原魏牟版、刘安版《庄子》留下了微弱可能。

无数酷爱《庄子》的学者，曾经搜罗《庄子》佚文，考订《庄子》原貌，举其要者有南宋王应麟，明人阎若璩，近人马叙伦、刘文典、王叔岷等。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充分吸纳前贤成果，终于在今年初完成了《庄子复原本》。


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正编复原的是成书于战国的魏牟版《庄子》初始本，附编的是复原成书于西汉的刘安版《庄子》大全本。虽然无法恢复全貌，只能恢复概貌，然而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一古典中国的文化圣经，有助于重新探究古典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之谜的谜底，蕴含于如下谜面之中：唐宋以前一千年，是古典中国兴盛期，也是魏牟版、刘安版真《庄子》的流传期。唐宋以后一千年，是古典中国衰退期，也是郭象版伪《庄子》的流传期。古典中国的两千年兴衰，与真伪《庄子》的两千年流变同步，决非偶然。


虽然五四时期对古典中国的批判有偏激化倾向，“文革”时期对古典中国的批判有政治化倾向，然而两者的批判矛头共同指向庙堂政治，并非全无准星。但是仅因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政治已不适应现代世界，就全盘否定古典中国的江湖顺道文化，乃至无视滋养、催生了一切江湖顺道文化的《庄子》，那么古典中国的登峰造极，就无从索解，庙堂乱世均为江湖盛世的中国之谜，就难觅谜底。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中国之陈旧政治舞台，必须转型重建。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中国之优秀文化剧目，必须发扬光大。中华顺道文化曾经赐福古典中国，仍在赐福今日中国，还将在崭新的现代政治舞台上赐福未来中国，进而赐福人类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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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啊，看啊，道教经典都被儒教篡改到这个地步，你说这修道修道，该怎么修？

没有上古一脉传下来的门内真师领着，你修道是极度危险的！很多人真的会走火入魔的。

按照儒教的那一套，就是把人变成蜥蜴人的奴才和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