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子学问四境

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子学问四境
——从郭象删改《庄子》说起

　　弁言：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我读过的《庄子》注本或庄学着作，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读妄断、义理妄解皆“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常常字词注释基本无误，译文竟然完全不通。这种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如此开头：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经我校订，与通行本小异。拙引皆然，不再另注。)

　　插入若干“卮言”(即“支离其言”)后，又述“蜩鸠”寓言：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尽人皆知，“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有紧随其后的“小知不及大知”一节为证。然而奇怪的是，庄子在此节卮言后又重述了“大知(鲲鹏)”寓言：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郭象本“终北之北”作“穷发之北”，详下。)

　　随后又重述了“小知(尺)”寓言：

　　尺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
　　至此庄子以卮言点题——“此小大之辨也。”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以《内七篇》寥寥万余字遍说天地万物的庄子，为何不避重复地两述大知、小知寓言？《庄子》传世至今，无人窥破用意何在，因而难明点题卮言“小大之辨”奥义。

　　奥义藏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节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这句卮言堪称“内七篇”最难索解的一句原文。

郭象注此句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郭注像原文一样难以索解。

　　郭象版《庄子》问世一千六百年内，公案毫无进展，因为未被视为公案。这句卮言尽管无人能解，然而治庄者要么视而不见，径直跳过；要么依附郭注，胡乱发挥。

一千六百年后，闻一多为解开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①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又与解开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其实“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奇怪叙述法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则揭示了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的俗见囿于人间视点和门派成心，所以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只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目的。

　　如果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如果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要认识到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就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囿于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仅有相对“大”；也不可能绝对“小”，只会相对“小”。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然则物无知耶？”(《齐物论》)“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真人”即“至人”，“真知”即“至知”。)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小”、“大”的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小”、“大”的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穿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却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直接借“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以郭象注本为祖本，异于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五十二篇，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究竟有没有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呢？

　　必有！《北山录》原文及慧宝注文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中。

　　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必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唐僧神清《北山录》的僧慧宝注“语在《庄子》”证明，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于郭象系统以外。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手上的《庄子》底本恰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 参考 《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下“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人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②。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③

　　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假设《列子》八篇全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也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因此死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过《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然而今传郭象版《庄子》中，商汤未问，夏棘未答，“亦云”二字成了天外飞仙，“有极”二字则自露马脚。由于被删句“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注“物各有极”完全抵牾，无法兼容；而紧接被删句的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仍与郭注完全抵牾，无法兼容，因此郭象为了自圆曲解妄注，又改“终北之北”为“穷发之北”。

　　“终北之北”译为今语即“北极的北面”，这种奇特表述，“支离其言”的庄子在《齐物论》中特地予以命名：“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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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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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子学问四境
三、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郭象囿于儒学成心，无法理解庄学奥义，为了自圆曲说，不惜删改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都是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曲解，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然而初唐人成玄英、陆德明以及无数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儒生拒不采纳，固持儒学成心，按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多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湮灭——只有寄望考古发掘创造奇迹。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遂通行于世，郭注义理成了难以撼动的庄学最大权威。郭象竟成 中国 哲学 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玄学大家”，这恰好应验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



　 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其实，大小皆非逍遥，至知才是逍遥。

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 影响 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对二十六篇“外杂篇”删句改字，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曲解妄注。


　　然而残存且被郭象删改过的二十六篇“外杂篇”，还是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的郭注义理。如郭象删改过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玄学大家”郭象竟浑然未觉。即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四境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抵牾，义理境界更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大都符合庄学四境，但郭象同样不遗余力地曲解妄注，故意错误断句，让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妄注就更方便，不纠正其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妄注。而要纠正一处错误断句，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传统权威，也会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肤箧》、《天地》。然而主张“为我”的先秦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的《大宗师》，还是“外杂篇”的《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尽管未达至知，但都是正面慕道者形象。“杨、墨”仅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被剿灭，无须追剿。郭象竟固持儒学成心，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又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治庄诸家竟然从无异议。


　 随着庙堂****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 政治 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屈服****庙堂也臻于极致的后儒，对已被郭象删改过的《庄子》越来越不满，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点断句读，甚至用骈文体裁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以致汪洋恣肆、不拘成套的先秦散文极品，竟被糟蹋成了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无数儒生的胡作非为，终于把郭象版《庄子》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后儒对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够彻底也越来越不满，又进而删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做伪证的伪《列子》中。《列子》张湛注文，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潘《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庄子集释》多于《列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没全引；二条《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④，由于郭象《庄子注》当时广布士林，伪造《列子》的张湛不可能再添加、伪造郭象注文来启人之疑，因此《列子集释》中多出来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后儒删去。这又进一步证明十二条小异者，也不完全是钞刻讹误，必有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曲解妄注的重点是《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曲解妄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抄《庄子》都是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张湛也没引用《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相关郭注，因此无法在《列子》中找到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但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删改必定不少——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中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先生的千古卓识“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删改《庄子》原文，曲解“小大之辨”，导致贯穿全部“内七篇”的“庄学四境”沉埋千古。



四、庄学四境：思想范式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如此结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混沌”寓言深意何在？为何置于“内七篇”最后？

　　“混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喻时间)为“混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


　　“造化”初境——混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包括庄学)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之后，《应帝王》篇尾的“混沌”寓言之前，全部“内七篇”都处于这一终极起点之后，都属于“造化”之后的“文化”。不理解“混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


　　尽管庄子对“造化初境”予以正面评价：“混沌待之甚善。”但庄子也对人类文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造化初境”予以充分认知：“混沌死。”与复古倾向强烈的老聃不同，庄子不仅没有复古倾向，而且明确反对儒、墨诸家的崇古复古倾向。“内七篇”根本找不到《老子》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或“至德之世”——仅仅在郭象版“外杂篇”里才有。但郭象版“外杂篇”依然保存庄门弟子后学对“内七篇”的正确发挥：“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祈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杂篇·天运》)可见攻击庄子反对人类文化和 社会 进步，是受郭象误导的莫须有罪名。庄子不可能幻想“混沌”复活，更不可能主张开 历史 倒车退回“造化初境”。


　　庄子认为，“混沌死”后的人类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其“文化”包括顺道文化与悖道文化两部分。对顺道文化必须予以 哲学 建构，而对悖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解构。


　　庄子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采用同一思想范式，即庄学四境的基本公式：

　　无×→小×→大×→至×/无×

　　“无×”表示“造化初境”，“小×”表示“文化小境”(含顺道、悖道)，“大×”表示“文化大境”(含顺道、悖道)，“至×/无×”表示“文化至境”。


　　“文化至境”的“至×/无×”表达式，创始于老聃，如“至誉无誉”(《老子》三十九章)。然而“内七篇”从未出现这一表达式的标准形式，原因之一是“支离其言”，原因之二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杂篇·天下》)。如果每论及一项文化名相都用标准式，《庄子》就不可能成为语言极品，而会像《老子》那样变成一堆“格言玻璃球”(卡夫卡语)。“外杂篇”倒有一例标准式表述：“至乐无乐。”这仅有的一例标准式，正是与《老子》的“至誉无誉”以引语的方式同时出现：“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外篇·至乐》)


被****庙堂钦定为官学的儒家学说，是支撑庙堂中国之 政治 形态成为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一半的基本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另一半的基本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郭象以来儒生治庄，字词训诂不无所得，篇章义理殊无可取。常常字面显义未解，句读章句也未通，遑论字面显义、句读章句背后的精深奥义。以郭象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


　　然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只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子》实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作为****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其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以及****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沉默。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司马迁，硬被苏轼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骂你？越援助你就越排挤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指《杂篇·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庄子祠堂记》)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即为铁证。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囿于儒学成心的陋儒？


　　千年以来，治庄者大都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或赞其卓识，或斥其糊涂。然而苏东坡私下又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墓志铭》)。他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司马迁指出《庄子》之实质危险尚小，但宋人苏东坡若挑明《庄子》之实质，就必有两个结果：一是罹祸招杀，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一样被诛杀。二是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一样被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 理学 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


　　至此也就不难明白，庄子的“支离其言”与苏轼的“口未能言”理由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当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洞观千古的庄子必定预知：千年曲解妄注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者必定不乏其人。除了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苏东坡，误入庙堂、急流勇退的陶渊明是一位理想人选。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其实是“不告甚解”，所以他在另一处又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人言彼意此地赞扬这首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就太莫名其妙了。其实赞陶者大都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


　　“竹林七贤”中，对****庙堂认识最深刻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其八十二首《咏怀诗》成为难以索解的千古诗谜，其实只要读通《庄子》，每首诗的谜底就昭然若揭——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几乎都是如此。


　 　阮、陶、苏三子，都深得庄子“得意忘言”并“支离其言”之妙旨⑤，其他洞悉庄学奥义者也无一例外。没有一位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把《庄子》视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惟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经典。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古典中国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太白唱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着名道教徒(这是掩盖道家实质的迷彩)，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唱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此诗千古无解，其实后句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之三昧。


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李商隐，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是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 现代 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小知”、“大知”又“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外篇·秋水》)，倾其心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


结语：郭注小年，庄学大年


　　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偶得一鳞一爪，便足以安身立命，受用无穷。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即便是庙堂文化的辉煌，也无不仰赖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应庙堂之召的江湖异人(《内篇·人间世》)，比如******、三大殿等紫禁城主体建筑的设计者蒯祥⑥。这些身怀绝技却隐姓埋名的文化英雄，无不浸透庄学精魂，他们是“游刃有余”的庖丁(《内篇·养生主》)、“得手应心”的轮扁(《外篇·天道》)、“惊犹鬼神”的梓庆(《外篇·达生》)、“解衣褩礴”的画工(《外篇·田子方》)、“不失毫芒”的钩匠(《外篇·知北游》)、“运斤成风”的匠石(《杂篇·徐无鬼》)之嫡派传人。《庄子》的汪洋恣肆和妙到毫巅，确保了不持俗见成心、不被郭注污染的爱庄者“欣然忘食”地默然心会，“得意忘言”地“目击道存”⑦。郭象的曲解妄注，丝毫未能撼动《庄子》成为江湖中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文化圣经，诚可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千七百年来，郭象蒙骗、愚弄了无数读庄者、治庄者、爱庄者、批庄者。然而真相不可能永远掩盖，阴谋不可能永久得逞。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一切罪犯终将接受历史审判。在审判开始前，我愿意真心诚意感谢郭象。因为郭象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和妄删妄改，无意之中为原本不可能躲过****庙堂剿灭的《庄子》涂上了一层完美保护色，护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正当郭象穿过“历史小年”的黑暗隧道，站在炫目的阳光下长吁一口气，得意于完成了一件震古烁今的完美犯罪之时，“历史大年”拘捕了这个完美罪犯——略有损毁的赃物被没收并有待修复，永无追索时效的历史审判开始了。随着审判的深入，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中华哲学史、中华艺术史都将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