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皇汉要反过来烧蠕教的书！

　我们皇汉要反过来烧蠕教的书！

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标志、汉语的常用词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实在是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焚书坑儒，原来是儒生坑了秦始皇！

像秦始皇坑杀的对象，究竟是儒生呢，还是术士呢？该称“坑儒”，还是该称“杀术士”？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明代学者于慎行提出来的。他在《读史漫录》中说：“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始皇闻之，怒日：‘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于是使御史按问诸生在咸阳者，传相告引，得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诸生数百人，其说不可知。彼所谓诸生者，皆卢生之徒也，坑之诚不为过；其诵法孔子者，与方士何与？而尽坑之！世不核其实，以坑杀儒士，彼卢生岂儒士邪？”这段议论对秦始皇“坑儒”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其要点是，所谓“坑儒”之事，系由两位方士欺骗、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使御史按问诸生，这里的“诸生”都是“卢生之徒”，即方士；方士装神弄鬼，以求仙寻药为名，欺骗秦始皇，赚取钱财爵位，“坑之诚不为过”；这件事跟儒生无关。

坑儒一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侯生、卢生、韩众等为首的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不果，为逃避处罚，纷纷逃亡，引来秦始皇的怒气和追究。《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记载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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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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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记事，是坑儒事件的通行文本，有关坑儒的种种议论和转载，多是由此而来。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记事，不免产生种种的疑问。

明明是秦始皇“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后来没弄成，秦始皇生气方士骗他，

那么应该坑的是方士呀！包括司马迁这里也没有提出“坑儒”，怎么后来儒教徒春秋笔法，笔锋一转，成了坑儒了呢？

这就是“春秋笔法”，我无语了啊！

疑点1：坑儒事件中被害者称谓的变化

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因此获罪被处罚者，应当是方士。方士，又称方术之士，这里的方士，是指求仙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术士，他们在思想的流派上与道家比较接近。(14)但是，在秦始皇大怒的谴责中，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15)不过，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16)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者、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者、学生，独尊儒术以后，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使被害者的身份模糊，淡化了方士，强化了文学，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疑点2：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了。

为便于理解，我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同时，我们这里要注意“诸生皆诵法孔子”，可见在秦国儒教是通行的！

但是，历史的诡异就在于，孔子周游列国，偏偏就是没有去过秦国，反正正史上是这么写的。

还是去过，但是后来为了掩人耳目而删改了历史呢？



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引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做御史台。(17)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在这段文字中，秦始皇大怒说：“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是秦始皇预先定罪名的话，所定的罪名为“妖言以乱黔首”。妖言，正是秦汉法律的罪名之一。据此文本，御史们应当按照秦始皇的意思，定诸生“妖言” 罪。按照秦汉的法律，“妖言”罪可能被判处死刑，处死的方式是腰斩。(18)

然而，从记事的结果来看，这些被定罪的方士们是被 “坑”，也就是坑埋处死的，(19)这就不合秦汉的法律了。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 “坑”，也就是没有坑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20)在秦汉历史上，坑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坑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坑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疑点4：有名的方士都没有被坑

根据《史记》的记载，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他们都曾经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厚遗，积极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仙药。侯生，韩国人。卢生，燕国人。徐福，齐国人。韩众和石生，不详。(21)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方士的后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

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方士，罪大恶极的五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不符合记事原文的说法，应当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二）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前面已经提到，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年长，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伍被仕于淮南王刘安，是有名的辨士，他曾经引用秦国亡国的事例劝谏淮南王刘安不要谋反说：“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22)在他所历数的秦之失政中，只说到秦曾经焚书，杀过方术士，没有提到过坑方士的事情。



秦始皇坑埋方士的详细记事，现存西汉的文献，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还见于《说苑?反质》篇，(23)非常详细，兹引用如下(为了便于分析，我将全文分为3段)：

(1)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2)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3)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仔细阅读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不但包括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基本内容，而且详细交代了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下落不明的主犯之一，方士侯生的下落。故事中的这位方士侯生，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被捕以后，在车裂的酷刑和震怒的秦始皇面前，不但临危不惧，置死生于度外，而且大义凛然。他严厉谴责秦始皇的暴虐不道，尖锐指出秦坐而待亡的灭国危机，直说得秦始皇先是沉默不语，继而悔过求变，最后无奈感叹，释放了侯生。

分析这个故事的构成，非常清楚：1.这个故事的主体是第三段，分量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总和的3倍；2.这个故事的精彩的部分也都在第三段，在于侯生的长篇说教；3.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简短文辞，不过是为了交代第三段，也就是为了讲述侯生登场演说而铺垫的引子而已。

《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同《说苑》中所见的众多历史故事一样，是长期流传于民间，见于典籍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西汉末年经过刘向的整理，一部分被编入《战国策》，一部分被编入《新序》、《说苑》当中。我们知道，这些历史故事，源流相当古老，从战国以来一直广泛地流传，多是游说之士的学习材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的脚本。这些历史故事的编撰者，往往是游士们自己。(24)《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故事的出现和流传，应当在秦亡以后到汉武帝求仙求药，大尊方士之间。(25)这个故事的编撰者，应当是外出游说的方士们，他们以古喻今，自吹自擂。从时间的先后和流传的状况来看，这个故事，应当是坑方士故事的原版，至少是原版之一。



（三）《汉书?五行志》 才开始出现坑儒字样

考察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史记?儒林列传》概述焚书和坑方士这两件事情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大体概括《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事而来，被坑者仍然是术士。

扬雄是活跃于西汉后期的政客文人，王莽篡汉建新以后，他曾经上《剧秦美新》文给王莽，对比秦之恶与新之美。在这篇名文中，他历数秦的种种不义暴行，对于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说：

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翦恬贲之用兵，灭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31)

扬雄博学多才，“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经校书天禄阁，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晓历史的大学者。(32)在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经的立场上，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行作了强烈的谴责，并没有说到坑儒的事情。对于秦焚书时儒生们的反应，也只是说到他们纷纷疏远秦政权，藏书闭口不言而已。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时期，不但没有焚书坑儒的用语，也没有坑儒的故事流传，(33)否则，扬雄绝没有不用来攻击秦的道理。

从现有的文献典籍来看，焚书坑儒，是东汉以来的用语和观念。《汉书?儒林传》说：“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大体沿袭《史记?儒林传》，文辞略有不同而已。《汉书?五行志》数落秦始皇的暴行说：“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已经将“杀术士”，改为“坑儒士”了。《汉书?地理志》又向前进了一步，数说秦始皇：“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不但改了词，而且将“燔书坑儒”连接成一四字词汇，从此成为汉语的常用词汇，成为数落秦始皇文化暴行的标签用语。

《汉书》经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编著，至班昭时才最后完成。(34)班彪活跃于光武帝时期，班固活跃于明帝、章帝时期，班昭活跃于和帝、安帝时期。我们知道，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崇尚儒学的人，算是正统的官方历史学家。《汉书》的编撰思想，可以用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将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基于官方认定的儒家经典——五经的教义叙述出来。(35)这种编撰思想，不但反映了班氏一家的正统思想，更反映东汉初年尊经崇儒的历史风潮。(36)正是因为如此，《汉书》对于史书体例的选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大体都用经学思想作标准来加以裁决，相对《史记》而言，变动的地方很多，多是些曲从教义的倒退。



（四）《诏定古文尚书》——坑儒故事的初版

卫宏是活跃于东汉初年的儒士，(38)他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一桩坑儒的故事如下：(39)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坑儒事件的初版。从秦始皇坑士故事的源流上看，已经是一改再改的第三个版本了。对照前两个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版本是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坑方士故事为底本，有意图地改造而成的。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这是交代坑儒事件的历史背景，起源于焚书引起的不满，将事件与求药和方士完全割裂。这个背景，《说苑》的故事完全没有，《史记》也没有，至此而坚定明确。(40)

“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这是交代被坑埋的人等和人数。《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是四百六十人，这里增长到七百人。七百诸生被征召拜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历史，反映的都是东汉时代儒学昌盛的事情。

“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命就视之”。《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方士们是交由御史审判后定罪被坑埋的。这里改写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便于突然袭击坑埋他们。这种编造法，实在是幼稚得很。北宋程大昌《雍录》载：“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41)批评得非常中肯。在这个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诸生，连博士也包括进来了。因为是事后的编造，所以情节更生动具体，《说苑》的故事没有坑埋的地点，《史记》笼统说是“皆坑之咸阳”，这里具体改造为“骊山陵谷”。地点在秦始皇陵南部的山谷中，远离咸阳数十公里，已进入秦骊邑境内。当地有温泉，地热种瓜，不合季节结果的事也编了出来。(42)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是详叙如何坑儒的细节，诸生明确为贤儒，他们被骗到这里，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死，再被填土掩埋，静静地死去。因为前面说了骗人来看瓜，看瓜的时候如何突然被坑埋，故事实在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增加一个“伏机”的细节。

卫宏所讲述的这个坑儒故事，纯属编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编造，稍微有点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用耗费更多笔墨来辨识。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有人要编造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光武帝本是儒生，创建东汉王朝后，息马论道，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掀起尊经崇儒的热潮。明帝即位，亲自讲经，诸儒问难于前，冠带缙绅环桥门而观，史称经学“盛于永平矣”。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义五经异同”，亲自裁决经义，由班固纪录成《白虎通义》一书。(43)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术的风潮之下，不仅经学的文本教义有了朝廷的钦定，对于解释经学教义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定。为了按照官方的教义规定解释经义，经师们也对传文中相关的历史作相应的修改。

卫宏在光武帝时期作过给事中议郎，建武期间，曾经受诏校订《古文孝经》呈上。(44)卫宏也精通《毛诗》和《尚书》，著有《毛诗序》和《古文尚书训旨》等多种著作，是著名的经师。《诏定古文尚书》，当是他受诏校订的另一部著作，是朝廷裁定的古文经书之一。卫宏为该书作序，他对于有关经学的历史，自然是按照官方钦定的调子讲述。《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卫宏自己编的，而是当时已经流传开来，为官方所认定的故事。换句话说，焚书坑儒，作为一种官制的“历史事实”，在东汉初年已经被认定和确立，《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这个故事，就是被认定和确定的官方版本。

对于上述的论断，我们可以引用东汉初年学者王充的认识作为证明。王充在《论衡?谢短篇》说：

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

五经，东汉初年被立为学官的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45)五经之家，研讲这五部经书的经师们。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在东汉初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师们的共同认识，他们众口一词，一致认定这件事情。王充在《论衡?语增篇》又说：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传语，对于经书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既用义理，也用史实。由这句话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写进传语，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所讲述的坑儒的故事，应当就是当时为了解释经书而写进传语中的诸多历史故事之一。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作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切结论了。

一、焚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焚书的记事，准确、可靠，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当可信。

二、坑儒是伪造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三重伪造的历史。《说苑?反质》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动机在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二个版本。司马迁为了告诫方士行欺瞒必将自取灭亡，采用了《说苑?反质》故事的部分内容，加以改造写进了《史记》，他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作严格的鉴别。

四、《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是东汉初年儒学的经师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加工编造出来的。

五、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标志、汉语的常用词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实在是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孔子儒教有一套高超的篡改历史的手法，把半真半假的事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儒教的阴谋深沉到何等地步。

秦始皇仅仅因为杀了460个儒生，就被儒教骂为暴君，而后来蜥蜴人入侵中原，上亿上亿的屠杀华夏子民时，儒生们却把侵略者称为千古一帝，不说残暴了。

而秦始皇真的冤枉吗？不是，这是他愿意的，是他参与设计的，同为蜥蜴人，他和孔子一文一武，绞杀华夏上古文明，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周朝皇家的这些图书典籍落在了孔子手里后，一场巨大的浩劫开始了。

蜥蜴人孔子大规模的烧书，删诗书，做礼乐，“删书赞易”、新成《左传》《国语》等。而鲁国将此重任交给在“单氏取周”中功迹显赫的孔子处理，也事在必然。孔子的后代汉孔安国，从“孔壁”中发现了古书也可证明此为史实。据汉《纬书》说孔子将3240篇古籍“约”掉了3120 篇，仅剩120篇！使后人对前史望尘莫及，因此成了断代史。另据“[凤舞九天，龙缰行天下]论题：孔夫子烧书烧出功来了吗？ 孔夫子——“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诗》3000篇，存 311篇，则2689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大宗师心存2689个结，25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成了断代史，图书被全部烧掉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鲁国这个诸侯国，和孔子这个邪灵，毁灭了我华夏上古文化典籍。

呜呼哀哉！！！！！！！！！！！！

我们好好来看一下，秦始皇和孔子到底是怎样唱双簧绞杀华夏上古文明的。

儒教是华夏文明的大克星，罢黜百家其实早就开始了，秦朝“焚书”不烧孔子儒书。

秦始皇焚书，有“三烧”，李斯在《取缔“私学”令》记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这里是要：把秦朝官方文献以外的其他各国官方文献皆烧掉。凡不是秦博士官收藏的国家图书，天下个人收藏拥有各国史传诗歌、书籍和诸子百家书的，闻知法令后应主动携书前至当地官府上缴并烧毁。

“三烧”之外，还存在着“三不烧”之书，即秦博士官所收藏管理的图书不烧，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法教”之书即孔子儒学之书不烧。“三不烧”均由李斯《取缔“私学”令》所明确规定。而作为秦朝所谓“法教”的孔子儒书，不仅不烧，若遇见有人蓄意损毁，还可能会以“非法教”入罪。

蜥蜴人派秦始皇接起了孔子未竟的绞杀华夏文明的事业。

　大家注意：

1.三烧中的“诗”，所指的，是各国史传的和现实社会上流行的诗歌，不指儒书中的“诗经”。因为“诗”是中国古今历史上的文学名词、体裁其中之一，并不专指儒书《诗经》。

比如楚国的屈原、宋玉，屈原的诗歌，后世多称“楚辞”，尤其对人世间的民生、恶政、卫国战争和侵略战争等，或称颂或批判，多有关注。如所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又“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所谓“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九章.怀沙》）；所谓“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九歌.国殇》）；所谓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等等，均是其中典型例子。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楚人“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还有吴人“庄夫子（名忌）赋二十四篇”等。而无名氏创作的民间诗歌肯定更多，如创作诗三千余篇的多数民间诗人。据此推论，先秦各国的诗歌数量，发展至秦朝，最保守的估计也应有一万首以上。屈原等先秦诗歌，对楚国等六国遗民的影响很大，对秦朝暴政极其不利，故秦始皇和李斯是决不会听任其传播、流行的。

据《史记》所载，至春秋末期，仅北方诸国，即已流行诗歌三千余首，南方诸国如楚、越等国的诗歌还未计算在内。孔子删诗书后，仅存311篇，这就是两汉儒家的读物——《诗经》。但是当时还有各国个学派都保存着诗，仍然在各国民间继续流行，孔子生前并无任何实际权力，能够让其他三千首诗歌全面停止流行和传播。

儒家的“诗三百”， 其内容多以歌颂周王的“武力”和鼓吹、宣扬“天命”为主，在先秦诸国中并无什么影响力。而“秦代周德”，又“ 推终始五德之传”（《史记.秦始皇本纪》），独尊孔子儒学，故与“诗三百”相合拍。由此可见，李斯所限令缴烧的“诗”，其具体对象，不是指儒家的“诗三百”，而是指以屈原“楚辞”为主的各国史传诗歌。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华夏上古传下来的，自然逍遥的诗歌。

汉前不存在儒家的所谓“《尚书》”一书。文献显示，流行本《尚书》一书，是西汉武帝复辟秦制以来，由汉、晋儒家所伪造、伪托的一种伪书，其中挟杂着少量的先秦资料，多数内容则为汉以来儒家的历史主张和政治主张。其成书情形，当与伪书《周官》（又名“《周礼》”）等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大量事实证明，秦始皇尊孔崇儒，故秦儒李斯不烧儒书。

而秦博士所收藏的包括儒书在内的秦本朝文献、六国文献、诸子百家文献等，全由汉相萧何所抄没并接收下来，归于代楚立国的汉朝所有，并置藏于西汉末央宫的石渠阁中，基本上完整无损。先秦儒书若有什么“古文‘尚书’”之类，也应尽在石渠阁的收藏管理之下。据此推断，《汉书.艺文志》有关所谓“古文《尚书》”的来源，或发现于“孔子壁”中，或由济南伏生所“口授”于晁错之类记载，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儒家的一派胡说。由此可见，先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尚书》” 这种书名的儒书；故李斯《取缔“私学”令》中“诗、书”之“书”，根本不指汉以后才出现的儒家《尚书》，而是指儒书、百家书等以外的其他先秦书籍。

2.烧“书”。

要烧的“书”，因为只有“医药种树卜筮”以外的不烧。

那么烧的面相当广，百家文献、各国官方文献（含刑书、史书、文告和档案文书等）、先秦各国史传的、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类图书、字书等。

孔子曾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即禁止讲究科学与技术的罪恶的政治主张。秦始皇尊孔崇儒，大搞愚民政策，必然要抑制科学技术等理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儒教弟子李斯《取缔“私学”令》所下令烧毁的“书”，必然是包括数学为主的科学技术类书、字书等理性文化读物，而决不仅仅是儒家的所谓“《尚书》”。

与先秦古人的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联的科学技术书、字书等书籍。稍微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们也许知悉，数学、营造、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学（广义），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五大带头学科。而前四项，即数学、营造、医药与天文历法，即与科学和技术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尤其是数学和营造，与科学和技术更是关系密切。中国先秦素有手工业发达的称誉；发达的手工业，必然要与发达的数学和发达的营造工艺相联系。

有考古证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如《云纹禁》、《曾侯乙编钟》等，其制作技术，已采用了非常先进的“失腊法”，不仅领南北各国之先，而且挤身于当时世界上的一流行列。春秋末期《墨经》中的几何学、力学等的产生和形成，完全有赖于当时各国普遍开展的科学与技术的丰富实践。湖北张家山考古出土的楚国“《算数书》”这一先秦的数学著作，被当今权威学者证实为东汉《九章算术》的“母本”（沈康身《中国数学史大系》第2卷《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传世本战国《周髀算经》一书里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股定理。所有这些丰富的成熟的数学知识，既来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又指导着新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揭开《考工记》一书由汉儒刻意披上去的那一层神秘面纱，可以看到先秦的手工业，从造车到都城等营造工艺上的丰富的技术内涵，以及与数学知识等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数学与营造等科学技术类书籍，是春秋战国各国普遍流行的一般读物，这是由当时实用、理性与富于竞争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儒家的神秘史观所决定的。此外，先秦各国还流行着“字书”和其他方面的读物，都属于“书”的范围。如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的1200余支战国楚国简书，内容包涵了“80余种先秦古籍”。（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386页，学苑出版社2003）据称，这些楚简书涉及到文字、教育、政论、音乐等方面。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简牍4000余片，属于“楚系文字”，“内容为记事性先秦古书”。（同前，第385页）而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26件12万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同前，第401页）这些考古事实表明，春秋战国流行的“书”，除了百家书和各国史传诗歌等以外，还流行着以数学、营造为主的各种科学技术类书、字书和一般各种记事书等。由此可见，李斯《取缔“私学” 令》中“诗、书”之“书”，所指当是这类以数学、营造为主的科学技术类书、字书和各种记事书等。

综合古文献记载，儒家的“《诗经》”与“《尚书》”这二部书的书名，要延至西汉才出现。即是说，先秦根本就不存在儒家所谓“诗经”和“尚书”二部儒书。儒书的“诗三百”，歌颂周王的“武力”、鼓吹“天命”，只是儒家内部的读物，并不表示各国、各学派都能接受，在各国毫无影响力。秦始皇尊孔崇儒，继承“周德”，“诗三百”更能符合其政治需要。因此，李斯《取缔“私学”令》中的“诗、书”，应确指先秦各国史传的诗歌，以及以数学为主的各种科学技术类图书、字书等。顺便一提，近几十年来国内新出版的《史记》、《汉书》等，把“诗、书”各加上书名号“《》”，变成“《诗》”、“《书》”，是一种附会穿凿之举，有误导读者之嫌，是完全不可取的。

3.缴烧“百家”书

百家书即“百家语”。缴烧百家书，主要指缴烧孔子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书籍，如《墨子》、《杨子》（杨朱）、《老子》、《邓析子》及其《刑书》、《庄子》等。其中首当其冲的，当首推《墨子》一书，以及墨家后学的书籍。

春秋末以来，孔子儒学为七十余国所不容，声名狼藉，日薄西山。因此，孔子的后学，汲取经验教训，总是试图从中找出原因，加以继承，或改造或扩充，以期更适用于王者的政治需要。有从刑法方面的变更着眼的，有从“仁政”、“心性”方面着眼的，也有集大成、从“礼法”方面着眼的，如商鞅、孟子、荀子等，均是其中佼佼者。所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所指即是。其中最为后世帝王如蝇逐臭般推崇的，则要首推荀子的“礼法”之学了，后来为其得意门生李斯所发扬光大，并为秦、汉以来二千年的帝王所沿袭；尽管荀子至北宋曾经为苏轼等人所抨击，大骂李斯“以其学而乱天下”（苏轼《荀卿论》），以至使南宋朱熹不得不改弦易辙，淡化荀子，扛起《孟子》等“四书”为旗帜来作掩盖。然而，荀子在世之时，即已发出“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的慨叹，即对墨学的广为传播，表示极度恐惧，恨不得立即予以全面取缔，使“百家无所窜”，尊崇孔儒的“壹学”与“壹教”。而在荀子之前，孟子即叫嚣所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灭墨”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钉，直截了当，毫不含糊。

由此可见，以执公义、公正、公平这“三公”为基本特点的墨子学说，早已成为孟子、荀子等儒家“亚圣”、“隐圣”的心腹大患。故李斯《取缔“私学”令》对吏民个人所上缴、烧掉的书，必然集中在“百家语”身上；而“百家语”中，缴、烧《墨子》一书及其后学的书籍，是毫无疑问的。

4.缴烧“非秦记”以外的各国官方文献

流行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记载，意为即令秦史官烧毁秦记以外的各国官方文献。笔者认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记载，不可据信。依据有三。

首先，“秦记”以外的先秦各国的官方文献，多有刑书、史书、人口、地理、民风等等记载，不仅是秦朝行政和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求之不得，而且研究上需要大量时间，整理都来不及，更遑论烧毁了，故秦廷决不会轻易烧毁。其次，各国官方文献多为秦史官和博士所集中收藏，社会上较少流传，不存在社会影响问题。再者,《史记.李斯列传》中虽然同样提到《取缔“私学”令》的上书内容，但对“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事,却毫无一字记载。这些依据表明，秦始皇可能并没有烧毁先秦各国史传的官方文献。那么，“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记载，很可能是不成立的，是后儒所羼入窜乱。其目的，在于把汉儒全面摧残和毁灭先秦各国官方文献的罪行，借故推到秦始皇身上去。真正的历史真相如何，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