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主席为商纣王平反

毛主席为商纣王平反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纣王去打东夷，把那个部族征服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毛读书笔记解析》，P1157，转引自高水然：《对纣王的评语》，淇园文萃）。

　

对毛主席为商纣王翻案的认识



　　***的历史观是博大精深的。遗憾的是很多人只知道***人民历史观，不知道毛主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历史观表述。辟如***为秦始皇、曹操大唱赞歌，表现了反传统历史的创造性思维，充满了辩证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五人作了重要谈话，涉及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谈话，为商纣王翻案的历史谈话，为商纣王翻案。



　　下面是摘录：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来跟武王的弟弟管权、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活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了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毛主席这段话高度评价了商纣王，是反潮流的，因为众所周知，商纣王是人人皆知的昏君，是不是他老人家讲错了呢？如果笔者没有经历过文革，就一定会认为***说的不对，但经过文革了，自然就赞成***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开出版物谈文革都是假的，是颠倒黑白的，所以自然要联想历史。原来，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都是胜王败寇的历史，都是被加工曲解的历史。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自然武王是率仁义之师替天行道的明主，而纣王就是领乌合之众逆历史规律的昏君了。

　　毛主席还讲了汉奸问题，比干、箕子、微子等是不是卖国分子？如你站在商朝立场上，他们肯定是汉奸、卖国求荣，而你站在周朝立场上，一定会表扬他们与时俱进，崇尚自由，成了英雄了，并把他们写到史书上大肆宣传，让商国之民学习效法了。正如当今活跃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对他们的一切卖国行为，敌国一定会大加赞赏，又封民主斗士，又发美金奖励，希望中国人都如此，都与时俱进，那时灭中国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大可美其名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毛主席诗云：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真是一句顶一万句！



　政治不仅是血腥的，而且是虚伪的。在政治斗争中，皮厚才能自保，心狠才能立足，这是政客们的生存之道。李宗吾两个字点破实质，一个是厚，一个是黑。中国历史上，皇帝坐稳了江山，第一件事就是要改写历史，写上一个朝代皇帝的暴戾，为自己正名顺言。皇帝们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为乱臣，可又几个朝不是乱臣打下江山。乱世之中，农民起义是对对碰，杀一个人成贼，杀一百人成魔，杀一万人可能称王，但至少要杀上百万人，剪灭了诸王，才能奉天承运。武功是基础，治天下还要学文，这个道理，庄子讲得很清楚，盗跖只有听信了孔子，才能成为一方的王侯。



　　毛主席熟读历史，商纣王的灭亡不是因为暴戾，比干和箕子本来都是谋反，纣王比较仁厚，就赦免了一些人。以前，周文王是被当做人质的，纣王把文王放了，并送给周国一些土地和物质，周也是商的臣民，商对周有恩，纣王这样以为就可以安心了，派兵去攻打少数民族，而且，也胜利了，有很多俘虏，送到京城，这个时候，有人劝纣王杀掉俘虏，以免后患，纣王也没有同意。而这个时候，以前谋反被赦免的箕子，跑到周国，告诉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轻而易举可以灭掉商，于是，周国攻打商纣，商精锐远征，商战俘起义，纣王自尽。纣王的灭亡不是因为暴戾，而是因为仁厚，战俘没有处理好，杀了就没有事了。



　　历史上后世文人要为周王正名顺言，不然的话，周一家子乱臣贼子，周公哪里还有美可言，牌坊也就没有了。史书必然要把纣王写得很暴戾，不仅如此，为了把纣王的罪行坐实了，连一个弱女子都不放过，加上妲己商纣王的戏就全了，而且，还要把妲己写成狐狸精，这样才够引人入胜。戏剧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上千年来，通过戏剧，人们总是在宣扬着什么。







我们汉人真正的敌患是国内的满族！
论儒教华夷之辩的汉奸卖国实质——血缘高于一切！
当我汉人被整亿整亿的屠杀时，太上老君拉屎去了！
中国人居然崇拜成吉思汗？
只有上帝能对付那种最邪恶恐怖的满族魔鬼



关键字： 商纣王






杀尽一切附体，灭尽一切佛理。清醒做人，必懂道理；践行道理，以正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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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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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殷纣王是古书及民间传说中的暴王、昏君和恶人的代表，关于他的种种“恶行”，古书中记载甚多，但是这些记载基本上都是出于后人的累加。顾颉刚先生此文旁征博引，将古籍中记载的纣王的“恶行”都搜集起来，逐一道明出处，指出其产生的时代与根据，说明了纣的所谓种种罪恶大部分出于杜撰或附会，并非史实。顾先生此文根据充分，论证平白翔实，会让我们对纣这个历史人物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古人也不是对这个没认识，比如《淮南子》一书，它里面虽然也记载很多纣的恶行，也不得不承认“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岁之积毁也”。其实殷纣王虽然独断专横了点儿，可也并非如古书中说的那样恶行累累，应该是个比较有雄才大略的王，只不过周人趁他倾尽国力征伐东夷后方空虚的时候，钻了空子，纣力战不胜，身死国亡，成了亡国之君，所以后人才诽毁他。郭沫若等学者曾经呼吁给殷纣王平反，不是没有道理的。



　　顾先生此文首发于《语丝》第二至第三册（1924年11月24日-12月1日出版），后收入《古史辩》第二册上编（第82-93页），原文繁体竖排、旧式标点，今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如有疑问，请查检顾先生原文。



顾颉刚

　　春秋战国时人说话，最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和极坏的坏人作议论的材料。极好的好人是尧、舜、禹、汤；极坏的坏人是桀、纣、盗跖，所以战国时有一句成语，叫做“誉尧非桀”（这句话的本义原是誉尧舜而非桀纣，因为要句子短一点，便单举了尧、桀。实际上，誉舜非纣的更要多。）一个人天天给人家称誉，自然要好到三十三天的顶上去了；一个人天天给人家非薄，十八层地狱的末一层也就按定他跌进去了。这种过度的毁誉，说得太离奇时，即在没有历史观念的时代，也免不得引起听者的疑惑，所以尧舜的誉有《韩非子》等怀疑，而桀纣的毁也被子贡和荀子看出了破绽。

荀子道：“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非相篇》、《正论篇》）

说到“言恶必稽”，分明看出桀纣负了种种恶事的责任，为无量数恶人当着代表。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翻伪史。

子贡便老实说破了，他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这是说明纣的不善的声名都由于他所站的恶劣的地位而来，说得非常的对。



因为普通人的心目中原是不看见个人而只看见地位的；老话所谓“牌子”，新语所谓“偶像”，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表现得最明白的证据，即是《汉书·古今人表》。《人表》上把人类分作九等，最上是圣人，最下是愚人，似乎是专依品性而定上下的。但一去细看，就可知道他们的上下原是根据于成败。如被秦始皇灭掉的六国之君，他们有什么劣迹，他们的被灭不过是所处的时势的不幸，然而一个个都放在下中和下下两等之中。秦始皇总可以说是一个无道之君了，但因为他成就帝业，必要保留一点面子，也就放在中下。谚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个观念能跳出的有几人呢！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毁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自然是无足怪的事了。春秋时横议之风尚未盛，而子贡已经说出这段的话，那末到了“寓言十九”的战国，纣的一身所受的“天下之恶”的多，更是当然的了。

　　从前人作史，每喜把古人传下的话整齐排比，成为总清账。这样做去，粗看确是很完备，但来源还没有弄明白，骤然结清，开的虚账也就混过去了。我们因为不甘心承认这些虚账，所以要检齐所有的文券，另立流水簿，加以审查，标出按日开进的虚账。现在就用了这个方法，把纣的故事试验一下。



我们若把《尚书》（除《伪古文》）中纣的罪恶聚集起来，结果，便可以看出他的最大的罪名是

　　——酗酒。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我用沈酗于酒”、“方兴沈酗于酒”，《酒诰》的“在今嗣王酣身，……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惟荒腆于酒”，《无逸》的“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其实酗酒是那时的风气，并不是纣的独特的罪恶，所以《酒诰》又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而武王对于妹土，竟命康叔“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我们只要看周朝用了死刑来禁酒，便可知道商人的喝酒正似现在人的吸雅片，已经成了有普遍性的深入骨髓的病癖了。

　　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吾家耄逊于荒”，“咈其耇长，旧有位人”，《牧誓》的“昏其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召诰》的“厥终智藏瘝在”。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关于这事的话，有《微子》的“卿士师帅非度”，《牧誓》的“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立政》的“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其四，是听信妇言。

　　这惟有《牧誓》的“惟妇言是用”一句话。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这有《西伯戡黎》的“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酒诰》的“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多方》的“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有《牧誓》的“昏弃厥肆祀弗答”，《多士》的“罔顾于天显民祇。”

　　从以上六项看来，纣只是一个糊涂人，他贪喝了酒，忘记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国亡掉了。崔述云：

　　“盖惟迷于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至忠直逆耳，谗人倖进。”（《商考信录》）

　　他的罪状确是只有这一点，这都是庸人的愚昧，并没有奇怪的暴虐，何况这些话大都是从周朝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们自己初有天下，以新朝的资格，对于所灭的国君发出几句斥责的话，乃是极平常的事，而且是应该有的事。即使被灭的国君是一个圣人，这些笼统的斥责之言于例亦不可少，因为既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



《韩非子·外储说》云：“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深池，罢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读了这种话，再去看《牧誓》、《多士》诸篇，颇使得我们要骂纣而不忍。所以我们对于西周时纣的罪恶的传说，只须看作一种兴国对于亡国的循例之言。



　　东周时，初有学者阶级，也初有论议，他们本着“劝惩”之心来说话，把亡国的纣当作箭垛，朝着他放箭，他的罪状一定加增得不少。看子贡的评论，可见一斑。但不幸书缺有间，我们已无从知道了。只《论语》上有以下的一节：

①
子去之。②箕子为之奴。③比干谏而死。

在战国的书籍里，他的罪条骤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体的事实。列举如下：

　　①抑沈比干。（按：此颇有投比干于水的意思，如王子庆忌于要离然者，故别列。）②赐封雷开。（以上二条见《楚辞》。）

　　①糟丘。②酒池。③肉圃为格。④雕柱而桔诸侯。⑤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⑥戳涉者胫而视其髓。⑦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⑧脯鬼侯。⑨作为璇宫。10筑为倾宫。11剖孕妇而观其化。12杀比干而观其心。（按：《论语》但云“谏而死”，此云“观心”，故别列。）13任恶来。14言而不信，期而不当。（以上十四条见《吕氏春秋》。）

　　①囚文王七年。（见《左传》。）

　　①为象箸。②设炮烙。③翼侯炙。④作靡靡之乐。⑤为长夜之饮以失日。（以上五条见《韩非子》。）

　　1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见《御览》引《缠子》。）

　　1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见《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1为玉床。（见《世本》。）

　　1脯鄂侯。（见《战国策》。）

　　1脯鬼侯以享诸侯。（见《逸周书》即《礼记》。按《吕氏春秋》但云“脯”，此云“脯以享诸侯”，故别列。）

到了西汉，他的罪恶的条款因年代的更久远而集叠得更丰富了。现在把已见战国人称引的删去，把賸馀的列举于下：

　　1距谏、饰非。2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3作北里之舞。4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5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6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7大最（聚）乐戏于沙丘。8使男女倮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间。9废商容。（以上九条见《史记》。）

　　作梏数千，梏诸侯之不谄己者。（见《新书》。按：这条当即由《吕览》的“桔诸侯”而来，惟高诱注《吕览》，谓“雕画高柱，使桔槔于其端，举诸侯而上下之”，则与此不可并作一事。）

　　1燎焚天下之财。2燔生人。（按：《淮南》以此语与“为炮烙，铸金柱”等语并列，似与炮烙非一事。）3铸金柱。4析才士之胫。（按：此不云“涉者”，故别列。）5热斗。（高诱注：“庖人进羹于纣，热，以为恶，以热斗杀之”，与《缠子》所云不同。）6听崇侯虎、屈商之言而拘文王于羑里。7宫中成市。（以上七条见《淮南子》。）

　　1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见《新序》。）

　　1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见《列女传》。）

　　1谀臣左强教为象廊，将至于天。2壮士斩其胻。（胻，脚脛也。按：此与“析才士之胫”差同，但“壮”与“才”又不同。）3杀周太子历。（以上三条见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

　　又有虽非新添而对于旧有之说加以较详的摹写的，有《列女传》上说妲己的话：（加油添醋，夸大其词。）

　　“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心而观之。”

　　这是把作炮烙与剖比干的两项罪名令妲己分担了。

到了东汉，似乎没有新添的罪条。但《论衡》上引着一段话，却把“长夜之饮以失日”的一件故事用二百四十倍的显微镜放大了：

　　“纣沈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长夜之饮，忘其甲子。车行酒，马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

　　东晋时《伪古文尚书》出来，又为他添上了三条：

　　1焚炙忠良。（按：焚炙忠良未知为谁，故不与炮烙条合。）2罪人以族，官人以世。3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那时皇甫谧做了一部通史，名唤《帝王世纪》。他是造伪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旧说，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综合而成为一整篇的纣的罪状书。（这与司马迁集合战国、秦、汉时人的纣恶说而成为一整篇是一样的。）《帝王世纪》一书虽失传，但这些文字还被引于《太平御览》及《尚书疏》等书，可以覆按。现在把他所说的话能够增加我们的异闻的写在下面：

　　造倾宫，作瓊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

　　宫中九市。（按：《淮南子》但言成市，此云九市，故别列。）

　　六月发民猎于西山。

　　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屋树，天火烧其宫，两日并尽。或鬼哭，或山鸣，纣不惧，愈慢神。

　　杀人以食虎。

　　欲重刑，乃先为大熨斗，以火热之，使人举，辄烂手。（按：此条当即《淮南子》的“热斗”。但据高诱注文则热斗事系出偶然，而此则有意的定此刑罚，为异。）

　　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

　　诛邢侯。（按：一说邢侯即鄂侯。）

　　剖比干妻以视其胎。

　　文王之长子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在皇甫谧的前后作纣的罪状的说明的，有以下二条：

　　（一）斮胫的说明——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也。”纣乃于此斮胫而视髓。（见《水经注》。）

　　（二）夏猎的说明——纣以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民谏曰：“今六月……地务长养，……君践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后必无福。”纣以为妖言，诛之。后数月，天暴风雨，发屋折树。（见《金匮》。）

　　自晋代以后，他有没有再添出什么罪状，我可不知道了。这或者因为纣的暴虐说到这等地步，已经充类至尽，再也不能加上去，或者因为学者的历史观念高了一点，知道耳朵里听来的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不肯写在纸本上，二者均不可知。但学者方面即是如此，民众的传说总不会因他们的不肯写在纸本上而终止其发展性的，它依然是这样地发展。结果就成了现在在下等社会中很有势力的《封神榜》一书，又把这些人事经过神话化了。

　　我写这篇，希望大家把它当作《徐文长故事》一类书看，知道古代的史实完全无异于现代的传说；天下的暴虐归于纣与天下的尖刻归于徐文长是一样的；纣和桀的相像，与徐文长和杨状元的相像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意思非常浅显，所举的证据也是神明白，想来读者必不至于索解不得。倘有笃志信古之士一定要说古书无一字无来历，古人的话不可轻于怀疑，那么，我们先要请问以下的几条：

（一）纣造的台的高度，应照《新序》说是“一千尺”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一千丈”呢？

　　（二）斮胫的人，应照《水经注》说是“老者”呢？或应照《淮南子》说是“才士”呢？还是应照《补史记》说是“壮士”呢？

　　（三）所剖的孕妇，应照《吕氏春秋》说是一个平常人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比干之妻呢？

　　（四）给文王吃的人肉羹，应照《吕氏春秋》说是梅伯的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伯邑考的呢？

　　（五）《补史记》说纣杀的“周太子历”，这是何人？

　　这些问题都请考实了告知我们。否则我们在这样参差牴牾的古史中，便是要信也苦于无从信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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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毛主席为商纣王平反
评《商代史》（中）



　 　第三部分 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



　　纵观中华史学界，从西周到清这三千年，主流史学一直是妖魔化帝辛的，到明代随着神话小说《封神榜》的出现，更是将帝辛妖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期间，如孔门弟子子贡等虽也为帝辛说了句把公道话，但那仅是凤毛麟角而已。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排谱，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七十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文中列举纣恶出于《尚书》的，只有六项，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顾氏进而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在近代、现代，第一个为纣王鸣冤并大加赞扬的是郭沫若。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一文而写的。胡适先生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1959年6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视察安阳。他重点考察了王裕口、后岗、小屯一带的殷商遗址。每到一处，他都仔细查看，细细品味，详细询问每一件古物发掘的地点、土层和墓道状况，不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价值，并勉励安阳考古队的同志们要认真严谨地做好发掘和整理工作。郭老还即兴泼墨挥毫，书写了《访安阳殷墟》、《观圆形殉葬坑》两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郭老的《访安阳殷墟》诗句，已经家喻户晓：



　　毛主席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见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同上书，第1157页）



　　毛主席在为纣王平反同时，又挥起大棒打倒了为众多史家歌颂了三千年的“三仁”。“三仁”之首的微子，首当其冲，成为毛主席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汉奸”、“里通外国”分子。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见***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收入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



　　在中华史学界的主流学者中，除了郭沫若和董作宾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商末帝辛的政绩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能科学审视末代商国大政。

　　大陆史学大家蔡美彪（1928年生，健在）和台湾的史学泰斗李定一（1919-2002）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蔡美彪遵照***同志指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委托，以85岁高龄、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穷一生积学、历三载时光、独自撰著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中华史纲》于2012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不到400页的通史型著作中尚能留给帝辛大半页的篇幅，给帝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般普及型通史著作做不到的，难能可贵啊！他在该史书中客观地指出：“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认为“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纣是有作为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