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2012-06-01 18:14:00| 分类： 探索发现 | 标签：百家讲坛 史式 中华文明 一万年 五帝 |字号 订阅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作者：史 式 来源：《新华文摘》

内容提要：本文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推理，论证了中华文明史不是5000年，而是10000年，之所以出现5000年之说，一是有关文献记载的缺失；二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和贬低；三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研究不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华大地大量的考古发现，无可辩驳地印证了中华10000年文明史的真实性。现在，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们，是应该重写中华10000年文明史的时候了。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说明南北各地一些文明源头都在五千年以上。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由笔者和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和《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此建议书已获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签名赞同，公开发表。现将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经过摘要发表，以就教于海内外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五千年说探源

近百年来，我们一提到自己的历史，就会说“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五千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是传统的说法，是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旧说，此外别无来源。因为是在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未启步，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发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一些说法尚未传入中国。

黄帝在世的时间是在五千年前，这话是不是司马迁说的？不是。司马迁撰《史记》，不列三皇，而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之首，以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初祖，这是不错的。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并没有说过。他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予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对《五帝本纪》并不记年，大概他认为那些年数并不可靠，故不采纳，说明他治学严谨，不轻信无根据的史料。既然如此，后世所用的黄帝纪元，其年数又从何而来？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中外大事年表，表中就有黄帝在位的年数。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的说明，这个年数的来源如下：

“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次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然则《民报》所用的年代又从何而来？原来是从古籍中有关的数字推算而来的。这个推算的经过是：

一、首先根据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一书所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再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邵雍即邵康节，并非史学家，而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极经世》又是一部“术数”书，其可信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而且所谓“考定”又缺少可靠的数据。

二、既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一次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2698年。这位皇甫謐又非史学家，而是晋代的一位医生，精通针灸之学，他的《帝王世纪》，是一部业余著作。是否可信，先看这五帝在位的年数，我们也就不难推想。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这是五帝的寿命，也很难使人相信。请问：在四千多年前，人类的寿命能到100岁么？

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1999）一共是4697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并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

五千年说除了传统的旧说之外，还有什么新说？也许有人会提出东北红山文化遗址距今正好五千年，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有“五千年的古国”之说。但是这些新说都是80年代、90年代才出现的，而“上下五千年”之说从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因此，传统的旧说是五千年说唯一的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创之功，自不可没。这是就整部《史记》而言。但其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一事，则颇为缺失。我们诚不愿苛责古人，但是为了探讨古史真相，不能不对其缺失，略加探讨。

司马迁忽视早于黄帝的女娲、伏羲、神农，独尊相对晚出的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作为古史的开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

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实不符。且不说尽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起步，老一辈学者还是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指出华夏——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徐旭先生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不管三合一或四合一，总之不是一元的。

司马迁既建立了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来属于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之子孙，这实在是《史记》一书中之败笔。他在《五帝本纪》中本已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他记黄帝事迹，只好“则其言尤雅者”，那又怎能为这种面目模糊不清的传说人物编造家谱！为传说人物编家谱，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之事。《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一张滴水不漏的世系表，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能够办到，也于历史事实无干，只不过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而已。

二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既写历史，就应该从头写起。如写一个人的传记，应从出生开始，不能从他功成业就之时开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会记载在本民族的史书上。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开篇第一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帝是同样“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是找不到的。过去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话与史诗。拿我们短短几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与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一部《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我们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就会大吃一惊，觉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所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正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建立国家之前，必然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我们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则此前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就被砍掉了。任何民族都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我们的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段的母系制社会就被砍掉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个人账上，这不显得太突然了吗？正象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娘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实，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既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就不得不把前此的几千年尽力压缩，压缩到黄帝在世的百年之内，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突然！要想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使人为压缩的历史逐渐还原，那就应该让古史实事求是地向前延伸，不能再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的说法

自从西方人取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自由航行全球各地之后，西方学者对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我们虽不能说这些学者都带有为侵略行动服务的目的而进行研究工作，但是他们的白种人优越感与种族偏见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故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提出新论点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多加考虑，不可轻信。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就是一个例子。他以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比附，认为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其结论近于武断，所举的论据也比较勉强，难以服人。如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之源，中国小麦系自巴比伦传人，一年四季、治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Bak）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百姓”。此说认为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全部外来，与本土并无渊源，把黄帝以前女娲、伏羲、神农等史事一笔抹杀。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而言，应该说是难以接受。但是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竟然流传一时，连章太炎等人也都相信。

“西来说”经过十余年的论争，直到我国考古工作起步，仰绍古文化遗址发现，才渐渐销声匿迹。何炳松氏《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一书对“西来说”严厉批评：“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拉克伯里之倡“西来说”是否有此动机，暂置不论，但他研究中华文明的态度很不慎重，则无可讳言。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如按时间长短排列，则埃及居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六千余年；次为巴比伦，五千余年；再次为印度，五千年；最后为中华文明，四千余年。有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有四千余年，认为只有三千余年。文明史的长短是怎么计算的？四大古文明的次序是怎么排出来的？这就决定于对“文明”这个概念如何解释，而这种解释权却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的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块地方，一个族群已经进入“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四个条件是：

一、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

二、已经有了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

三、已经有了城市（兼具防御功能与交易功能）。

四、已经有了神庙（指大型的宗教性建筑物）。

不问这个族群的生活方式（农业、渔业还是游牧）、不问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山区、草原还是平原），不顾各个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千差万别，反正是一刀切。合乎我的规定者始予承认，否则一概摈之于“文明”的大门之外。正如林河先生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来信中所说：

“关于‘文明’的定义，西方的框架是片面的，是按照西方的情况提出来的，破绽很多。如非洲的古国贝宁，有很发达的青铜文明，但却没有文字，你能说他没有文明吗？青铜器固然灿烂辉煌，但你能说良渚文化的玉器不灿烂辉煌吗？城堡是游牧民族互相征战的产物，对和平的农业民族来说，城堡却并不重要。”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大异其趣。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印度等古文明来说，必然大吃其亏。在四大古文明排次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老是排在后面，原因在此。看来，要想争取公平的待遇，我们应该有发言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应该有发言权，不能老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裁定。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西方学者的说法是：

一、在20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古文明，全长是四千余年（从公元前2282年算起）。

二、在20世纪中期，他们又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来限制我们。根据他们所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

三、到20世纪晚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逼迫西方学者一再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看法。要问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表示：暂不发言。

请阅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总编辑序”，即可了解他们“暂不发言”的原因。此书由英国的崔瑞德（D·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其代表性是无可怀疑的。

“总编辑序”中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间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们从秦汉写起，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时候很自信，有些盛气凌人；有时候又坦率得很可爱，居然说出“出于无奈”这样的真心话，这种坦诚的态度是可贵的。

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自己的历史应该自己写，这本来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迷雾，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更是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天职。

写一部新史书，这并不是很渺茫的事。海内外很多学者都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新史书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史书中，除了用不多的篇幅简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介绍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时代的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的生活情况之外，从一万年前开始，就进入了中华文明史的范围，中华民族史的范围。距今一万、五千年、两千年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是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时代。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一万年，南北各地都发掘出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稻，北方是粟。我们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鉴定。

大约在五千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距今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距今两千年到现在，许多史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因为大家听惯了“上下五千年”或“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说法，猛然听到我们说“中华文明一万年”或“中华万年史”，可能会认为两说不能并存。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不过是我国历史上两个不同阶段而已。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启步（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五千年是国家史，是从许多方国逐渐合并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五千年的中国史，过去已经写得很多了，包括大陆、台湾与海外，少说些，也有一百部以上；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部也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已有万年的证据才陆续出土。湖南城头山（不是彭头山）古文化遗址的报道是1994年2月21日才发表的，距今不过五年。如果证据不足而贸然动手撰写万年史，岂不成了说大话。现在条件成熟，又到了世纪之交，新世纪写新史书，自是一件盛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在过去只知“上下五千年”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坡，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黄色文明，有封闭保守的缺点，因而羡慕人家的海洋文明、蔚蓝色文明之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但是通过对七千年前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我们的先民“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族群在那时候已以轻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洋民族。百越族群通过逐岛漂流，活跃在广阔无边的太平洋上，移居到东南亚和太平洋上诸岛。现代的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开展，许多发明创造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就指手划脚，认为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例如水稻栽培，就被说成是从印度传来，因为印度考古发现在7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稻谷。不久之前，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谷，就用事实说明了问题。许多在五千年历史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在万年史中就一一迎刃而解。因为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许多事物，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孕育而成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传播。虽有少数学者如老一辈史学家卫聚贤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说法，因为缺少证据，并未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如蚕丝、茶叶、瓷器、漆器等等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事物，无不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却很少想到自己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局限。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每每会自认为是黄土高原的儿女，安土重迁，不思进取，所以事事落后于人，缺少足够的自信力、自尊心与自豪感。如果读了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穷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感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聩；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

我们缅怀往事（一万年来的往事），遥望将来（21世纪已在眼前），如果不决心振作，，如果不决心振作，奋勇前进，担负起永远愧对历代祖先与后世子孙。鉴往可可以知来，我们一定能从一部前所未有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

（本文刊载于1999年6月10日《团结报》，1999年第9期《新华文摘》转载）